古今文经学的异与同
古今文经学的异与同
导语：经学分今文与古文，两个流派各有其支持者，其异同在哪儿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化的异与同
文化的异与同
全球化是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古人所预言的那种“天下大同”或许在某程度上会变成现实。果真如此，“同”的负面作用也就会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成为人们普遍忧虑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当“天下大同”还仅仅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政治空想时，没有人会意识到“同”所带来的不良反应或不利效果是怎样的；而当“同”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时，如何避免由“同”引起的负作用也就成为普遍的自觉。“同”的负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异”或“差异”的消解和压制、遮蔽。当西方人的“雪”（Snow）概念与爱斯基摩人的20多种陈述雪的语词相遇时，前者必然对后者造成压抑和取代。同样道理，当抽象的认同性概念“猪”被讲汉语的人接受之后，《诗经·七月》中的“言私其承丛，献于公”就变得难以理解，需要加以注释了。“同”对“差异”的压制、遮蔽作用于此可略见一斑。当全人类的知识体系按照西方标准的科学框架和术语座标重新整合为“同”的整体时，有多少因时因地而异的东西将被抽象掉或遮蔽住，又有谁能够计算出个究竟。
由于“同”意味着普遍化和抽象化，越是具体而微妙物东西越容易遭到忽视和忽略的厄运。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从田野经验出发提出的“地方性知识”（tocal knowledge），哲学家波兰尼从认识论出发提出的“体验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可以说都是回应“同”的专横与粗暴要求的理智方案。可以肯定的说，世界上有多少种“亚文化”或“亚亚文化”，便会有多少种放之彼地而准的“地方性知识”；有多少个不同经验和个性的个体，就会有多少种微妙难言的“体验性知识”。凡此种种，正是为对抗由世界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同”的单调性和枯燥性而保留的人类智慧多样性的生态领地。
对“同”的抵制首先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成为该学科内部的一个争论焦点，受西方式教育的白人人类学者能否真正地把握和传达他们所研究的少数族群的“地方性知识”？如果用标准的西方学术范式和术语来从事研究和表达，“同”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同化中，究竟还能保留多少原汁原味的本土地方性呢？
就在人类学者们对既定的方法论提出质疑和争论之际，西方知识界经历了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洗礼，开始觉悟到“同”的虚假一面和霸权一面，于是有讽刺性的“宏大叙述”之新名称出现，使过去坚信不移的所谓普遍真理变成过街老鼠。追求具体和实在的“异”成为一时风尚：特殊性和地方性获得空前的学术关注。
英国人类学者摩尔（H.L.Moore）在展望人类学知识的当代变迁时，提出的首要问题是“谁是知识的生产者”（who are the producers of wledge）：
人类学者总是喜欢把地方上的人们视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者，诸如耕作的经验、宇宙论、医药学等方面的知识，但是很少发问这些知识可否从当地范围中取出来加以估价。这一点对于后现代主义转向（post-modernist turn）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而言也是同样的。换言之，地方的人们生产地方性理论，地方性理论是无法比较的。因而又有了如下潜在的假定：非西方人的理论脱离其语境就是无效的。
这样，不仅西方的科学所生产的理论不再具有普遍的合法性，而且所有的理论都成了局部的和地方性的。人类学的真理当然也只是局部性的。“在人类学者的乔装成比较社会科学的地方性理论和当地被研究的人们的理论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由于关注地方性的理解和特殊性，人类学者通常并不把他们所研究的人民当作与地方性知识生产者相对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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