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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画家因无灵感选择出家，妻子等他15年，还俗后一幅画卖1173万吗？
艺术需要灵感，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在美术界，很多画家为了画出有灵气的好作品，往往喜欢到自然环境中去寻找灵感。我国曾经有这样一名天才画家，他为了寻求艺术的更高境界选择出家当一名“画僧”，还俗之后，作品卖出了千万高价。
他的名字叫史国良。在这里我们先说一说“画僧”这个身份，顾名思义，“画僧”兼具了僧人与画家双重身份，但“画僧”伴着晨钟暮鼓生活，比那些文人士大夫少一层凡俗的羁绊忧思，所以他们作画会多一重禅思体会与清净自然的感悟。
中国古代著名画僧就有贯休、惠崇、弘仁、石涛等。近代也有画家张大千、苏曼殊等人曾经出家，但两人一个只做了100天和尚，一个因为在寺院里烤鸽子吃被赶了出来。而史国良出家之前已结婚生子，他的妻子与儿子等他还俗等了15年。
史国良出生于1956年，作为当代著名人物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他经历了中国从积弱到繁盛强大的过程，出于对丹青的热爱，他从小学习绘画技巧，24岁那年就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崭露头角。
他的作品《月色》《牧鸭》参加了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第一、二届展览，其他作品也在各项画展上受到欢迎，1989年更是获得了第23届蒙特卡罗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这个奖项相当于美术界的奥斯卡了。
与此同时，史国良还有一个温柔美丽的妻子刘玉梅，两人是1979年认识的，那会儿史国良还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结婚后，刘玉梅全心全意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做饭洗衣、研墨裁纸、洗笔裱画，样样都为他准备周到。
1989年，史国良与妻子一同去加拿大办画展，由于是第一次出国，两人非常不适应，生活也比较苦，但他们还是互相扶持着走过了那段时光。后来史国良的画越来越受欢迎，卖出了高价，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就在这个时候，史国良决定出家了。
那时候中国画僧的法脉已经断了上百年，史国良受到星云大师的启发，决心以一种追求艺术更高境界的心态延续画僧历史。为此他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妻子虽然感到难过，但还是选择支持史国良的决定。
从那以后，史国良就在寺院待了整整15年，但他还是非常想家，斩不断对尘缘的牵挂。不过，史国良仍然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让自己沉静下来，2010年还俗之后，他表示其实自己作画的着力点仍然是人，与传统画僧喜欢画的山水花鸟与菩萨不同。
史国良决定弥补这15年里对妻子与儿子的亏欠。有了新的人生感悟之后，史国良作画的艺术水平更上一层楼，2014年，他的一幅《转经图》就在拍卖会上拍出了1173万的高价。时至今日，史国良在艺坛的地位依然稳固，作品也广受大众欢迎。
画僧与佛画的世界
画僧，即僧人画家。佛画，指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绘画。这两者既涉及佛教，又涉及绘画，所以也属于“佛教与绘画”的论述范围。
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上，曾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僧人画家，如：善导、贯休、巨然、法常、惠崇、朱耷、石涛等。下面就重点介绍几个：
贯休，五代前蜀画僧。俗姓姜，字德隐，婺州（今浙江兰溪）人，7岁出家，能诗、善书、妙画。唐天福年间（937—943）人蜀地，居蜀中龙华精舍。蜀主王建深爱其才，赐“禅月大师”号。有“十六罗汉图”和《禅月集》传世。
贯休著称佛教史的是他的“十六罗汉”画。罗汉的全称是“阿罗汉”，《大智度论》卷三曰：“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破，是名阿罗汉。复次，阿罗汉一切漏尽，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复次，阿名不，罗汉名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法住记》说，以宾头卢尊者为始的十六大罗汉是受佛之敕，永住人世，济度众生者，并有名字、住处等。
因罗汉奉释迦之命，常住世间，济度众生，因此，人们对他们有亲近感，成为民间普遍信仰对象之一。历代画家也都喜欢以罗汉为题材作画，最著名的是贯休的“十六罗汉图”。贯休的罗汉图与众不同，画史称“胡貌梵像，曲尽其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罗汉形象，庞眉大眼垛硕鼻隆，有的倚松石，有的坐山水。用笔遒劲，线条紧密，面呈黑色，以墨为皴，黑颜之中，其唇红润，衣襟敷浓重青绿之色，与全体之墨色相呼应。山石为黑褐二色，并点青绿之苔，线条用铁线描法。因贯休罗汉图盛名，后人添加两幅，假托贯休真迹，为“十八罗汉图”，宋代苏东坡不辨，以十八罗汉而为之作赞。
因为贯休的“十六罗汉”像形貌奇特，笔法独具，所以，对他的绘画就有了种种说法，郭若虚说贯休画罗汉，是“入定观罗汉真容后写之”。
中唐之后，悦禅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中盛行，坐禅入定成为普遍的一种修养方式。如王维“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白居易晚年隐居龙门香山寺，号香山居士，也信佛参禅。他还说；“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文人士大夫把参禅与作画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的心理境界是相通的。所以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尝睹所画水墨罗汉，云是休公入定观罗汉真容后写之，故悉是梵相，形骨古怪。”可见，参禅入定可以进人艺术创作所必须的心醉神迷的内心体验。惟有在这种内心体验中，才能达到万物齐一、物我泯灭，思想意志自由驰骋，充分抒发自我情感，这便是艺术家常说的“灵感”。参禅入定，可以使人进人解脱状态，“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这种状态下，时空消失，内心澄澈空灵，能以瞬间游遍万里山河，长空皓月。只有内心澄澈如洗，才有笔下生气，神韵自至。
如何引发参禅入定时的心理状态，激发艺术创作灵感，这是历代文人苦苦寻求的东西。有的人用饮酒来激发创作灵感，白居易把酒醉与入定同等看待；李白有“斗酒诗百篇”之说。另一些人把“梦”作为引发创作灵感。《野人闲话》说贯休的“十六罗汉图”是应梦之作：“唐沙门贯休……因纵笔画罗汉一十六身……与他人画不同。或日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
巨然（钟陵僧），也是非常有名的五代画僧。南唐时，曾工山水画，后居京师开宝寺，从师董源。《圣朝名画录》云巨然山水画“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间多用卵石，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径，远至幽墅，于野逸之景甚备。”
惠崇，为北宋著名画僧。他能诗善画，其诗与赞宁、圆悟等人齐名，称为宋初“九僧”。《图画见闻志》称他“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沈括的《图画歌》称“小景惠崇烟漠漠”。苏东坡有《惠崇春江晓景二首》，一为“咏鸭戏图”，一为“咏归雁图”。后人常引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便出于“咏鸭戏图”。
此外，僧居宁、僧传古、僧楚安等，也都是颇有成就的著名画僧。
清初，画坛上有著名的“四僧”，即弘仁、石溪、八大山人和石涛。
弘仁，安徽歙县人，姓江名舫。早年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南明亡，入武夷山，逃禅皈依古航禅师，法号弘仁。后返回故里歙县，居县西郊太平兴国寺和五明寺，或长日静坐空潭，或月夜孤啸危岫，或挂瓢曳杖，茫鞋羁旅。
弘仁绘画学倪云林，却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峻逸、宁静和沉稳、幽僻的风格。从他的“黄海松石图”和“黄山蟠龙图”都可以看出他的这种风格。
石溪，抗清失败后，隐避常德桃花源，在桃花源中“枕石漱水，或在山峦巘猿卧蛇委；或以血代饮，或以溺暖足，或藉草豖栏，或避雨虎穴。后来落发为僧，云游各地。髡残是他出家后的名号。34岁时（顺治十一年）定居南京，住大报恩寺，后移居幽栖寺，直至圆寂。《桐阴论画》说石溪的画“沉着痛快，以谨严胜”。他的同乡好友程正揆，说石溪的画“深得元人大家之旨，生辣幽雅，直逼古风”。
朱耷，是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明王朝灭亡，他才19岁，从此装哑扮傻。23岁那年，朱耷在奉新山出家，法名传綮。后弃僧还俗，号八大山人。朱耷患有癫狂症，常常不由自主地痛哭与狂笑。朱耷的“愤慨悲歌，忧愤于世”，寄情于大写意的花鸟画中。他的画，常常是鱼翻怪眼，鸟睁怒目，白眼向人。郑燮题他的作品：“横涂竖抹千千幅，墨滴无多泪滴多”是很确切的。他画的山水，也多取荒寒萧疏之景，表现出逃禅出世的人生观。
石涛，为明靖江王的后代，为逃避明王朝内部最后的权力之争，大约七岁便出家当了和尚。康熙元年（1662），石涛与其师兄喝涛云游江浙至松江，拜昆山泗州塔院的禅林高僧旅庵本月为师，旅庵是天童主持道忞的法嗣。顺治十六年，道忞奉诏北上为顺治皇帝说法，旅庵随师一同进京。旅庵出京后，奉旨入善果寺。所以石涛刻有一方印章，上书“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并在“十六阿罗应真图”等画上落过此款。石涛离开松江后，来到安徽宣城，先后挂锡于敬亭山广教寺、金露庵。闲云庵等，历时15年。其间，他遍游黄山，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好友汤燕生为其“黄山图”题诗：“禅伯标新双目空，通天狂笔豁尘蒙。张图累月浑相恋，戴笔闲行羡此翁。”石涛“豁蒙尘”的“狂笔”应是明中叶狂样遗风的反映。康熙十九年（1680）夏，石涛离开宣城，来到南京，寄居长干寺一枝阁。
石涛除了画传世，还有《画语录》画论震响画史。《画语录》共十八章，“一画”论是其核心思想。一画论并非是绘画的具体技法理论，而是一个哲学本体论命题。石涛把“一画”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也视为绘画的根本法则。
石涛晚年出佛入道，“蓄发为黄冠”。究其原因，主要是石涛对当时禅林内部的宗派门户之争不满，使他对佛门失去了信心而转向道教。
佛画，题材极为广泛，观世音恐怕是古今画家笔下最喜欢的题材了。观音画，从古到今，以各种形式出现，诸如壁画、帧画、版画、文人画、民俗画等。宣扬观音神力的画面，今存敦煌莫高窟四十多幅隋唐“法华经变”的壁画中，就有犯人临刑前念观世音名号而刀杖节节自断的场面。
唐代，以观音的帧画很流行，许多画家，精于此画。帧画一般画在单绢上，有的还加以衬布、挂带。画上除了观音形象，还有誓愿文及年月日。帧画的优点，可以悬挂，便于移动，以绘画代塑像，轻而方便。有的挂在壁上，有的挂在架上，以作供奉之用。
五代以后，佛教版画特别发达。当时敦煌地方官曹元忠下令开版印制佛教画，印制的佛像，图样非常复杂精美，今天从敦煌的文物中还能见到，其中“毗沙门天像”、“救苦观音”像等。吴越王钱俶也曾下令开版印制佛教版画，其中印制比较精美的是“十二面观音”像。
宋代，禅宗极盛，受禅宗“呵佛骂祖”之风影响，昔时供礼拜诸尊图像渐废，致使佛家不再专为礼佛去作佛画，而是以戏墨玩赏的心态来描述佛教人物画。他们以疏简明快的笔法，以淡雅水墨渲染，随心所欲地创作。法常的“白衣观音”是该时有代表性的作品（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法常禅师笔下的这幅观音，通体素朴白衣，如农家妇女一般正襟危坐于临水的山崖蒲团上，以荒凉的山野为背景。观音表情镇静、端庄，神闭意定，仿佛带着几丝淡淡的哀思。观音的一旁端放着插有柳枝的净瓶，脚下水不动，四周风不吹，似乎只有观音的轻微呼吸声隐隐可闻。这正体现了《坛经》所说的：“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
在禅宗之风的影响下，唐末五代开始流行“禅僧顶相画”，此风宋代大盛。五代至宋元，不少日本僧人来中国请益访学，回国时都要请人画一幅顶相画，请中国名僧在画上写顶相赞，回去珍藏；或带师父的顶相画回去珍藏，已成为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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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四画僧》中八大山人指什么
八大山人 原名朱耷（1626-1705），字雪个、号个山,后更号人屋、驴、个山驴、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第十六子、江西宁献王朱权的第九代孙。入清后隐其姓名,长期隐居在南昌青云谱道院当道士。八大山人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也是清初四大画僧〔弘仁、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之一。八大山人专工水墨画,善书法,能诗文。其山水、花鸟作品,画风雄奇隽永,自成一家。花鸟画以水墨写意为宗,笔情恣纵,放逸不群,苍劲圆秀,逸气横生,往往将物象人格化,寄托个人情感或赋予寓意,个性鲜明,笔墨不同凡响。山水画师法董其昌,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且枯索冷寂，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气势，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其署款“八大山人”,联缀似“哭之”或“笑之”之状。诗文题跋则含蓄隐晦,亡国之痛,狂放之态,寄于纸上。八大山人的花鸟画风，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为僧时属早期，署款“传綮”、“个山”、“驴” 、“人屋”，多绘蔬果、花卉、松梅一类题材，以卷册为多。画面比较精细工致，劲挺有力。50岁至65岁为中期，画风逐渐变化，喜绘鱼、鸟、草虫、动物，形象有所夸张，用笔挺劲刻削，动物和鸟的嘴、眼多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多栖一足，悬一足。65岁以后为晚期、艺术日趋成熟。笔势变为朴茂雄伟，造型极为夸张，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幅“白眼向天”的神情。八大山人的书法学王献之，风格独特，意境高远 ,以简表意，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作品中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结构造型。后世评八大山人:“所写水墨画,脱尽窠臼,天姿超迈,故能空前绝后为开一代生面”。
历史上有哪些画僧﹖
唐代著名的画僧应首推唐代中期的道芬，他是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擅长山水、松石，常为江南等寺院创作壁画。诗人顾况有《稽山道芬上人画山水歌》
道芬的弟子法号宗偃，俗姓徐，名表仁，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他颇得道芬树石之三昧，作画时笔力奋疾，气势撼人。《历代名画记》亦有记载。
稍晚于道芬的画僧智晖，俗姓高，陕西人，为洛阳中滩浴院僧人
山水画僧还有道玠，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称他所制山水，能曲尽自然之致.
陕西同州（今大荔县）画僧法明擅长写貌，曾被唐玄宗召入禁中，为丽正殿张说等十七位学士画像，各具神态，无不毕肖，因而受到皇帝的赏识，此图亦被皇家画院珍藏。事见《历代名画记》。
活动在开封的画僧智俨、瑰师，以绘制大相国寺的佛教群像壁画而出名。智俨的《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图》，瑰师所画九门下《梵王帝释图》、东廊内壁《法华经二十八品功德变相图》，皆以人物缤纷、妙相生辉而被时人称作相国寺一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其事.
晚唐的画僧较为独出机杼，如江僧，以擅长画松树出名。僖宗（八七三——八八八年在位）时，他为传经院画巨松壁画，使人观后谡谡如闻松涛之声。名士郑谷诗兴勃发，在《云台编》中有称颂江僧画艺高妙之诗。
南海（今属广东省广州市）僧人僧徽，乃以画龙见称，所绘藏首隐尾，颇得神龙不可端睨之慨。
唐代还有一些多才多艺、兼擅数科的画僧，如智瑰，《历代名画记》称他擅长山水、鬼神，所作气韵利落；又如蜀州什邡（今属四川省）人楚安，俗姓句，不但善画人物、楼阁，而且大幅、小幅，皆得其妙。如所作《明皇幸华清宫避暑图》、《吴王宴姑苏台图》，均有大型壁画与小品团扇之作；虽大小殊异，而功夫不减，被公侯交相引重，赞为妙笔。事见黄休复《益州画录》；再如京师普光寺僧明解，俗姓姚，释道宣《续高僧传》称他琴、棋、书、画俱佳，名动京城。以上种种，足见唐代画僧之活跃。
五代十国的巨然为最著。据《宣和画谱》，他是江宁（今属江苏省南京市）人，居于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开元寺，为山水画大家董源的弟子。宋灭南唐（九七五年），他随李后主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居于开宝寺，以画艺超群而声誉鹊起。曾应邀为学士院创作《烟岚晓景图》壁画.
后蜀的山水画家惠坚，广政（九三八——九六五年）中为三学院僧，曾应成都大圣慈寺之邀绘壁画《吴王宴姑苏台图》，人物荟萃，山水秀美，气势恢宏，甚得太平气象。《益州名画录》著其事。
后蜀的令众，继之而起，亦长于佛教画像。他是四川广汉人，曾为成都兴国寺浴室院、大圣慈寺三学院、揭谛堂等处画大型壁画，以《达摩西来人物图》著称.
北宋早期的山水画僧以善作写意小景的惠崇最著。他是福建建阳人，工诗擅书，与赞宁、圆悟等有“九诗僧”之称。惠崇擅丹青，尤为出众。所画寒汀远渚、烟雨芦雁，展示了江南村野的萧疏虚旷之象，富有逸致。
宋初还有一位以画太湖石而闻名遐迩的画僧修范，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人。所绘湖石或状若云层，或皴如波澜，奇崛多变，而崚嶒玲珑，自成一格。事载邓椿《画继》。
北宋中期江阴画僧象微，则以善于画水而出名。他曾为江阴广福寺法堂楣间画水图，据《江阴新志》，所绘之水，或白浪滔天，汹涌澎湃；或微波荡漾，春水如天，皆有一种灵动不拘、随物赋形之妙，时人称作“象微水”。
北宋后期的山水画僧有和州历阳（今属安徽省和县）人德正，后迁居吴县（今属江苏省苏州市），晚年住庐山垒石庵。好游名山大川，归而绘所见作卧游，画风清雅，诗意洋溢。他兼工白描人物，有李公麟爽利之风。事见《吴县志》。
乙、人物画僧
人物画向是画僧的强项，北宋也不例外。善绘肖像的画僧，有宋初活动于京城的法相，为真宗（九九八——一○二二年在位）时人，西湖孤山隐士林逋的《林和靖诗集》有《寄辇下传神法相大师诗》，赞其画艺道：
禁寺诸供奉，如师艺学稀。
另一位画僧平上人，曾为大学者李觏画肖像，甚得神韵。李觏《盱江集》有诗谢之。
北宋诸帝好请画师画御容，太宗（九七六——九九七年在位）时，京城相国寺僧无霭就应召为皇帝写真，以技高而受到太宗的褒奖。他兼工画竹，刘道醇《圣（宋）朝名画评》称他与五代画家唐希雅、董羽同为开写竹画科的先驱。
仁宗（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时，嘉禾（今浙江省嘉兴市）僧人维真，应召赴京画御容，称旨，赏赍甚厚，一时名公贵人皆以他画像为荣。事见《图画见闻志》。又据《画继》载，僧人妙善亦奉旨给皇帝画像，苏东坡有诗赠之。而据《乾道庚寅奏事录》，哲宗（一○八六——一一一○年在位）时，成都僧人表祥，俗姓苏，则在妙高台壁间为苏东坡画像，苏氏爱之，自题像云：
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
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北宋的佛教人物画僧亦身手不凡。江阴人昙素，嘉佑（一○五六——一○六三年）时曾为江阴广福寺西庑殿后壁绘《梁武帝召张僧繇写志公变相图》，笔力遒劲，神气欲生，见者莫不惊奇不已，事载《江阴新志》。吴县人法能，善绘罗汉，有《五百罗汉图》，形态生动，各具个性。秦观将他譬为东晋大画家戴逵，事载《吴县志》。成都清凉寺僧智平，以擅长绘观音出名，曾为水陆院普贤阁画观音像，颇得慈祥威仪之旨；成都柏龄院僧人虚已，亦为水陆院普贤阁作壁画，人物之外，兼工山水；成都华阳（今属四川省成都市）画僧周纯，佛像师法李公麟，不用朱碧傅染，而以白描为之；兼长花鸟、山水，并提出书画相通之说。以上三画僧事，俱见《画继》。
丙、花鸟画僧
北宋前期的花鸟画僧以江南为盛。如与晚唐画僧同名的梦休，好用颤掣之势作花鸟竹石，多飞白墨趣，虚实相间，分外灵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又如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居宁，所画草虫，笔力劲俊放逸，墨简而趣远，梅尧臣《宛陵先生集》有诗句评其曰：
宁心实神授，坐使群辈伏。
北宋中后期的花鸟画僧不局于江南一隅，有《画继》所载之善绘花鸟的建阳人宝觉；《图绘宝鉴》所载之善绘梅竹的筠州（今属江西省高安县）人惠公，善绘墨竹的嘉州（今属四川省嘉定市）人道臻，善绘草虫的夹江人觉心；《画史会要》所载之善绘白描荷花的长沙人希白等；而黄庭坚《山谷集》所载之善绘梅花的会稽人仲仁，则为同侪中最出色者。
仲仁居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华光寺，故号华光。他酷爱梅花之高洁，便在寺的周围遍植梅树，每逢花盛时节，乃移床于梅花之下，呤咏终日；偶见月夜窗前疏影横斜，肃然可爱，遂铺纸落墨绘梅花之形，因此画艺猛进，愈作愈高。仲仁画梅，改傅彩为水墨，甚得清雅之风，华镇对此别开生面的创举殊为欣赏，于《云溪居士集•题仲仁墨卷梅花》诗云：
世人画梅赋丹粉，山僧画梅匀水墨；
浅笼深染起高低，烟胶翻在瑶华色。
寒枝鳞皴节目老，似战高风声淅沥，
三苍两朵笔不烦，全开半函如向日。
疏点粉黄危欲动，纵扫香须轻有力，
不待孤根暖气回，分明写出春消息。
仲仁的作品流传日本，君台观藏有其作梅、竹图，见日本《君台观左右帐记》。仲仁的艺徒也很多，如江西清江人杨补之，画僧松齐、称上人等。杨补之的弟子画僧仁极，字泽翁，俗姓童，善墨梅，堪称仲仁的再传弟子，他还兼作山水竹石，有出蓝之胜，事见《图绘宝鉴》等。
丁、其他画僧
北宋画僧中还有一位画龙水的高手传古，他是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人，因居于海滨，故对波涛之势多所领悟，笔墨遒爽，善为巨龙蜿蜒之状。建隆（九六○——九六二年）间名重一时，垂老笔力益壮。皇建院有其所画龙水屏风，似有龙呤涛声，时号绝笔。据《宣和画谱》所记，仅御府收藏其作就达三十一帧之多。传古的法徒德饶、无染、岳阇黎，皆善画龙水，各臻其妙，有声于画坛。
4.南宋的画僧
甲、山水画僧
宋南渡后，政局稍安，朝廷便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恢复画院。尔后一百余年间南方因相对无战事，经济繁荣，宗教、绘事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山水画僧初期以隆师为出名。其画风简率，以意取胜，郑刚中《北山文集》记其事。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时的画僧老悟，所绘江南山水颇类巨然，得平淡天真之意，《裘竹斋诗集》有句咏之。
南宋中期的山水画僧德止，号清谷，江西人，书画诗文俱精，曾为庐山寻真观左右壁作山水画，朱熹为之题诗，事见《画史会要》。
南宋后期的山水画僧以若芬影响最大，他字仲石，号玉涧，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少年出家，云游江湖四十载，山川万象，摹记于心。晚年居杭州上天竺寺，将胸臆丘壑倾诸笔端，所作奔放简括，水墨淋漓，变金碧繁丽为苍茫雄奇，骇人心目。金履祥《仁山文集》、王柏《鲁斋集》、吴师道《吴礼部集》，皆有诗咏之。若芬的画作《庐山图》、《远浦归帆图》等，今藏于日本，深受日本观众喜爱。
会稽僧人超然，为晚宋山水画家，其作之峰峦矾头，酷似郭熙，多北方雄峻之势；而水口、屋宇、林石、坡滩，多南方萧散之致，人譬之如巨然。亦画人物及竹图，见《图绘宝鉴》。
乙、人物画僧
吴兴僧人梵隆，是南宋有名的人物画家。他字茂宗，号无住，所绘佛像，以高古游丝白描取胜，笔墨闲远，颇类李公麟。宋高宗（一一二七——一一六二年在位）极喜其画，每见辄品题之，并赐庵居于禁苑附近的万松岭金地山。陆游《渭南文集》著录其事。
稍晚于梵隆的江西画僧德源，亦善绘人物，有《三寿图》，描绘老翁寿高神旺之态，给人以幸福与慈祥之感。丞相周必大《平园集》有句赠云：
香山已写丹青像，洛诵仍凭副墨传。
另一位江西画僧慧上人，为吉水南禅寺上座，曾学画于杭州，以擅长护法天王像出名，事见文天祥《文山集》。
丙、花鸟画僧
南宋前期的画僧因师，以善画花果见称，所作葡萄，晶莹鲜熟，令人生津，陈造乃作《题因师浦桃图诗》见赠，载陈氏《江湖长寿集》。剡溪（今属浙江省嵊县）画僧莹上人，以善绘梅花著名，陆游题诗称赞；客居南岳（今属湖南省衡阳市）的光上人，亦以画梅闻名，道学大师张栻为之题画，皆见《题画诗类》。
南宋后期的花鸟画僧法常独秀于众，他号牧溪，俗姓薛，四川人，住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富正义感，曾因抨击权相贾似道误国，而遭受迫害。法常为画僧无准的弟子，善绘猿鹤、龙虎、山水、人物等，皆随笔点墨，兼工带写而成，趣味简远，形似而神完；写生疏果尤见功力，富有天趣。吴太素《松斋梅谱》、庄肃《画继补遗》皆叙其事。无准、法常师徒之作，在南理宗（一二二五——一一二六四年在位）时即已传到日本，今东京大德寺藏有法常绘《猿图》、《观音像》等。法常的画作对日本的禅画产生巨大地影响，因此被日本列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
居住杭州西湖六通寺的萝窗，与法常画意相类，颇多禅趣，影响也远播东瀛，日本君台观藏其作，见《君台观左右帐记》。
此外尚有善画梅花的僧定，赵孟坚《梅竹谱》称其作梅花，枝粗而花工，甚得工意相济之趣；铁鉴，善画墨竹，彭蕴灿《耕砚田斋笔记》称，宋元诗人对其墨竹多所题咏；圆悟，号枯崖，福州人，住崇安开善院，与朱熹友善，所绘竹石常得朱熹称颂，事见《福州府志》。
丁、其他画僧
楼钥《攻瑰集》记杭州灵隐寺僧智融为南宋初期画僧，俗姓刑，名沚，开封人。南渡后出家，善画龙、牛等，寥寥数笔，而形神俱见。牛图尤其活泼可爱，乃以“老牛”自号。
宋代还有许多画僧，活跃于画坛。如山水画僧有四川之志坚，成都四天王院之智永，遂宁之智深，浙江杭州之真慧，佚籍之明川；人物画僧有四川峨嵋之道宏，导江（今四川省灌县）之绍祖，成都清凉寺之智平及其弟子、成都不动尊院之祖莹，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之敏行，浙江永嘉之择仁，佚籍之智什、彦深、行上座等；花鸟画僧有佚籍之真惠，杭州西湖长庆寺之惠舟等，因文献仅载其事，而未详其南、北宋之时代，故列于此，以见宋代画僧发展的兴旺。
5.元代的画僧
元代虽前后不足百年，但作为统治者的蒙古贵族因信奉藏传佛教，且倡多教并重，所以佛教长盛不衰；同时元代取消科举，许多文人不得入仕，受到民族歧视，乃转隐于禅，使佛界文化素养比以往有所加强。画僧的文人趣味亦浓烈于前代，画作写意功能得以深化，人们尤钟情于梅、兰、松、竹、葡萄等题材，借以抒写高洁之怀，花鸟画科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相对而言，其他画科就略见逊色。
甲、山水画僧
据李日华《六研斋三笔》载，元初山水画僧以“四隐僧”之一的本诚为著名。他号觉隐、凝始子、道元等，山水学巨然，疏旷自然；兼工翎毛竹石。常托古人之名作画，以避世俗求索。同时的北方画僧溥光，字玄晖，号雪庵，俗姓李，大同人，及其法弟溥圆，俱工山水，多中原雄峻气象。溥光还被赵子昂荐举入朝，赐号玄悟大师，事载陶宗仪《书史会要》。此外，陈继儒《书画史》所载之僧用，字汝舟；王逢《梧溪集》所述慈报寺长老南岳云，亦善绘山水。元末的山水画僧以顺帝（一三三三——一三六八年在位）时瑞上人为出名，所作萧散宁和，给人以出尘之思。刘伯温《刘文成公集》有赠其句云：
上人性癖耽山水，应是王维第二身。
乙、人物画僧
元代有几位专攻佛教人物的画僧，虽在国内名气不大，但其作品却因禅趣洋溢而在日本颇受欢迎，如善绘弥勒佛的谕法师，善绘文殊菩萨的雪涧，和善绘罗汉的道明，皆名播扶桑。《日本现存支那名画目录》、《君台观左右帐记》、东京大学铃木敬教授编《海外所存中国绘画图目》等书均有记录。另据蒲道源《闲居丛稿》，元代画僧樵枯子也善绘罗汉，虽不如五代贯休，但亦得其仿佛，颇多夸张之美。
除佛教人物外，元代画僧工写貌者以京口（今江苏省丹徒县）人镜塘为出名，贡师泰《玩斋集》中有诗颂其艺；长芦（今河北省沧县）人僧海，字一舟，亦工人物肖像，见《书画史》。
丙、花鸟画僧
元初杭州西湖玛璃寺僧温日观以善绘葡萄出名。他字仲言，号知归子，华亭（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人。为人正直，曾面斥盗掘南宋皇陵的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温日观好以草书法画墨葡萄，以手泼墨，然后挥毫，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顷刻而就。可谓手指、毛笔合用，技艺高超，别出一格。他借葡萄以喻玄珠，表达皈依佛门、不肯阿附权贵的磊落襟怀。袁桷《清容居士集》颂其高尚气节云：
醉里蒲萄墨为骨，秋叶东西云郁勃；
裹缯急点数玄珠，不识公卿是何物。
温日观的葡萄图早就流传到日本，人们欣赏其气节、画艺，视其作如珍品。如今美国也珍藏其作，如柏克莱加州大学高居翰(James F•Cahill)教授之“景元斋”就藏有温日观的《葡萄图轴》。
居住南岳的画僧松庵上人，也好作水墨葡萄以抒志节，《傅与励诗集》有诗诵其品德。
温日观的松江同乡普明，则以画兰出名。他号雪窗，俗姓曹，居苏州承天能仁禅寺、嘉定菩提寺。普明所作，兰叶扶疏，幽香浮动，将兰花清高纯洁之象征含义，一一流露于缣素，深受僧俗的好评，以致江南一带出现“户户雪窗兰”的风俗，黄晋《金华先生文集》记录其事。他的作品及《画兰笔记法》被日本来华僧人携归，对日本画坛产生了影响。借兰抒情的画僧还有李祁《云阳集》所载之无诘，《图绘宝鉴》所载之妙圆，《书画史》所载之苏州画僧宗莹，《平湖县志》所载之道隐，邵瑛《桂隐集》所载之天台僧人枯林等。
四明画僧祖柏，字子庭，为南宋大臣史弥远的后代，入元后为僧，著有《不系舟集》，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并画松柏言志。他笔下的松柏，超然出尘，有一种卓然独立的傲骨和无畏寒暑的浩然气势，借以自喻坚贞高尚之心。顾瑛《草堂雅集》有诗赞曰：
虚舟元不系，湖海至今称；
悟得庭前柏，方为物外僧。
空空无我相，落落有谁应；
背向东山往，东山气倍增。
祖柏的松树图等，亦被日本来华僧人携归，有的至今保存完好。此外，《梧溪集》所载的东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画僧僧莲，也是元代画松的高手，所绘亭亭独立，伟岸雄奇。
竹子向有虚心、不易节等特徵而被画家当成高风亮节的象征。元代画僧借墨竹寄托胸臆者甚多，名著者有《图绘宝鉴》所载之妙圆、智浩、允才、海云及弟子智海，《画史会要》所载之华亭人时溥，《书画史》所载之南昌人大诉，《六研斋三笔》所载之方崖等，往往笔下三梢五叶，而情趣自生。借梅表达高洁的画僧有《嘉兴府志》所载之慧梵，《松雪斋集》所载之惟尧、恢上人等。其中画僧慧梵兼工水仙，并在居处遍植梅花、水仙，用作写生与欣赏，故而落墨功夫不凡，深得其妙。
丁、其他画僧
除上述题材外，元代画僧涉猎虫、鱼、龙等画题，如慧甄作《腐瓜行蚁图》，借以讽刺一些贪官污吏如逐臭之蚁，虞集为之题诗，事见虞氏《道园学古录》；顺帝时画僧仲山，好绘游鱼，以寄托自由自在之思，刘伯温《刘文成公集》有诗称赏；而画僧性天然、绝照善绘龙，以示对护法神物之尊重，前者事见富恕《林屋山人漫稿》，后者见李存《俟庵集》。
三、唐五代宋元画僧的美术贡献
经过上述的发潜彰幽，史实不仅雄辩地说明唐五代宋元画僧的人才济济，佛教界的多才多艺。而且还向世人揭开如此真谛：随着历史的演进，画僧们不断地在美术上大显身手，对佛教文化、美术事业、中外文化交流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去画僧对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如以绘画形式去形象地弘扬佛教之伟大、佛教之善良，如以绘画去美化环境等）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卓越成就（如以绘画交流佛教思想、记录中外僧人活动等）外，我认为画僧对美术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大书的：
一是画僧在绘画的各个领域，如山水、人物、花鸟、动物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
二是艺术贵于创新，画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
五代山水画僧巨然，与其师董源一起，为江南山水画派的创立奠定基础，使山水画至“董巨”为之一变。
人物画僧贯休，以夸张浪漫的手法表现梵式罗汉，既使画像增添了抒情之趣，又给罗汉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而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对后来的释像人物写意画之发展起到启蒙的作用。
北宋惠崇的山水小景，活泼多趣，如突起之异军，打破当时崇岳峻岭式与全景式山水一统画坛的局面，以诗情画意、情景相融的乡野逸致而令人耳目一新，使绘画的抒情趣味得到深化，自然界局部之美得以显现。
仲仁的梅花，变傅彩为水墨，梅花象征的清纯高洁品性，在浓淡有致的墨韵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前无古人，后有来者，推动了水墨写意画的发展。
元霭寄情于竹，成为开画竹一科的先驱。
周纯的书画相同之说，成为文人画家赵子昂“书画同源”说之嚆矢。
南宋的法常，将禅宗的悟性融入画理，以中得心源的笔触，简率而概括地将对象形象地表达出来，促使画坛摆脱物界之束缚，发挥主观能动。
元代的温日观、雪窗、柏子庭，借葡萄、兰花、松树等自喻喻人，激励气节，表达高尚之情操，深化了绘画的象征意义，拓展了绘画的表现功能，张扬了中国画的内在精神。
三是画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如：
唐代师道的护法诸天像、法成的菩萨像，以形神兼备而被奉为当时宫廷艺术与民间绘画匠绘制佛教人物的样本。
五代巨然的江南山水，不仅当时就有人起而效尤，而后元代高克恭、“元四家”之吴镇，明代“吴门画派”之沈周、文徵明，“松江画派”之董其昌，清初“四王画派”之王时敏、王石谷等，皆奉其为南宗山水之圭臬，从中涉取技法营养。
贯休的夸张画风，对北宋梵隆的佛教人物，明末陈洪绶、清代金农之变体人像的创作，均起到不同程度的启发。
北宋惠崇的山水小景，受到苏东坡、米芾、沈周、徐渭、董其昌等历代文人画家的推许，而南宋宫廷画师马远、马麟父子，元代民间画工王崇玉等，亦师法其意，捕捉山水小景，野趣盎然。
仲仁的墨梅，经其徒杨补之的弘扬，卓然秀出，南宋赵孟坚、元人王冕、清人石涛等皆宗其艺。
居宁的逸笔草虫，在江南常州一代甚为流行，元人方君端、明人吕敬甫等皆学之弥笃，影响达数百年之久。《武阳县志》、《书画史》亦记其事。
四是画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
北宋仲仁之墨梅、若芬之山水，南宋无准、法常师徒之花鸟、人物、动物，大多通过中日佛教界人士之交流，传入东瀛，被奉为禅画之典型。日本室町时代（一三三三——一一五七三年）的大画家可翁、默庵灵渊、大巧如拙、雪舟等扬、狩野元信等，皆被其泽，其中默庵灵渊还有“牧溪再来”的美誉，日本学者町田甲一的《日本美术史》记此史实。
四、余论：不容忽视的画僧画
唐五代宋元画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一是画僧的虚心好学与刻苦努力。如唐代师道之师事吴道子，五代巨源之师事董源，不二不异，殊见成就；如唐代道芬之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
二是画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商品经济之干扰，能较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
三是画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较失意宦海的文人士大夫画家而言，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诚如六祖《坛经》所云：吹却迷妄，内外明澈，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从而能发挥“中得心源”的主观能动，不被见闻觉知所缚，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
四是画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接触乡野，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基于上述原因，画僧所作乃易具有较强之哲学性、文学性、自然性及艺术感悟性，从而形成简远不凡的画风，对明末清初画僧群体的艺风，产生了直接地影响。如八大、石涛的花鸟画，多法常之禅思、仲仁之墨韵；石溪、弘仁的山水画，多巨然之天真、惠崇之空灵；八大的虫鱼、无可的树石，多温日观之情绪、雪窗之含蓄，令人寻思不已。凡此种种，即可知画僧画风之渊源。
因此，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僧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而且完全可以与文人士大夫、民间画工、宫廷画师相侔，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