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三国时期箕关是什么地方
- 2、轵道什么意思
- 3、太守张杨具栗帛迎驾于轵道。是什么意思
- 4、汉朝霸上是今天什么地方
- 5、历史上真有大轵国吗？
三国时期箕关是什么地方
濝关，又名箕关、淇关，为我国古代太行八陉之一——轵关陉上一处著名关隘。今为何地，古已失考。清代《济源县志》记载：“濝关，疑今大店”［1］。即今济源市王屋山乡王屋山主峰东侧大店河旁的大店村。这里东距轵关（封门口村）仅1.5公里。清代《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濝关，见在山西垣曲县”［2］。据今济源市的一些研究历史地理和地方志的人员称，濝关在轵关西北约2公里处的大店河东岸小店村附近。
2004年11月，我们组织有关人员在对古轵道的调查过程中，对濝关的位置也进行了重点调查。通过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我们认为以上诸说均谬。现济源市邵原镇东侧的邵原关，即应为古代的濝关。
濝关（箕关、淇关）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廿五史中的《后汉书》中。据书中记载：“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自箕关将入河东（箕关，今王屋县东——唐章怀太子贤注）。河东都尉守关不开，禹攻十日破之”［3］。唐代章怀太子的注解最为重要，他指出了濝关的大致位置。唐代的王屋县治所，即今之济源市邵原镇。箕关，则在其东。《后汉书》中又记载：“建武二年，……以（王梁）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北守箕关，击赤眉，别校降之”［4］。自古以来，由河内（今河南沁阳市）、洛阳，经过太行山到达河东的道路只有一条，即战国时期开始称之为轵道，后期称之为太行八陉之首的——轵关陉。此道东起轵城（现济源境内轵城镇），跨越王屋山（是太行山脉南端的称谓），西至垣曲古城，濝关是轵道上的一个关口。
濝关，两汉前后称箕关。北朝时期称濝关。隋唐时期因濝水改称淇水，故此关也曾称为淇关［5］,明清时期称邵原关。
一 濝关的地望
关于濝关的地望，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有较详细的描述。书中云：“河水（今黄河）又会濝水。水出垣县王屋山西濝溪，夹山东南流，径故城东，即濝关也。……濝水西屈，径关城南，历轵关南，径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东流注于河”［6］。从《水经注》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濝关的地理位置应该符合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位于王屋山西部；二是濝水之旁；三是在一“故城”的东侧。
第一，王屋山，为我国名山，它雄跨河南省济源市西部、山西省垣曲县东部和山西阳城县南部，面积广大。因其南望如王者之屋，西望如王者车盖而得名。濝关位于“王屋山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地理范围概念，郦氏以什么作为王屋山东西部分界的地理座标点呢？我们认为郦氏树立的地理座标点应是王屋山主峰——天坛山，以天坛山为界，将王屋山分为东西两部。天坛山位于济源市西北约26公里处，西距邵原镇约15公里。因此，濝水应指的是天坛山以西一条大的河流；濝关应是天坛山以西、濝水河畔、古轵道上的一个重要关隘。据我们对古轵道的调查，从现王屋山主峰向西到山西垣曲古城之间，惟一一个重要的关口即为现今的邵原关，明清两代都在这里设置巡检司。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可以再称“关”的地方了。
第二，按《水经注》记载，濝溪和濝水为同一条河流，上曰濝溪，下称濝水，现河名佚失。现在从山西垣曲古城（自古以来，至1959年以前，古城一直为垣曲县治所，后因修建三门峡大坝，于1959年县治迁往刘张。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库的修建和蓄水，现在古城已沉没到黄河水下。）至济源市王屋山主峰天坛山之间，哪条河流应为北魏时期的濝水呢？《水经注》中记载了从山西垣曲古城到王屋山天坛山之间的黄河北岸，自西向东共有四条较大的河流，即清水、教水、庸庸之水和濝水。现今在两地之间的黄河北岸较大的河流也有四条，二者相符。根据《水经注》记载以上各河流的方位和流向，我们分析研究后认为：清水，即为现垣曲县亳清河；教水为今山西垣曲县的河(也称水、西河、舜清河、水河)。新编《垣曲县志》也云：“水古名教水”［ 7］。庸庸之水应为今垣曲县与济源市的界河——西阳河；濝水应为今济源市邵原镇东侧的东阳河。（图一）
现今东阳河的流向和所流经的地方与《水经注》上记载有相符的地方，但也有不相符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是地壳有了新的变化，还是郦氏记载的不准确。我们认为：郦氏的记载有误。究其原因，问题出在郦道元身上，因郦氏记述的不准确，导致后期有人误将濝水认为是今天天坛山东侧的大店河。
王屋山位于黄河北侧，地势北高南低，故河流流向主要是由北向南或由西北向东南。从北魏到现在1200余年的历史中，史书中未见记载王屋山区的地壳有大的运动和变动，因此从北魏到现在，王屋山区中的河流及流向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认为郦氏记述的不准确是因为郦氏生活在北魏时期，由于历史的局限，郦氏《水经注》中所说在某一段河流的流向，是不可能很精确的。他只能根据太阳运行的位置和司南所指的方位而确定大致的方向。更何况郦氏对每条河流是否从头到尾都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值得考证。故我们研究《水经注》中河流及流向，只能是确定其大致的方位和方向。
郦氏描写濝水：“水出垣县王屋山西濝溪，夹山东南流，径故城东，即濝关也。……濝水西屈，径关城南，历轵关南，径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东流注于河”。
垣县，即宋代以后的山西垣曲县。北魏时期，垣曲县称垣县或王垣县，它东和轵县（今济源市轵城镇，当时尚没有济源之称）相邻，两县分界线在今天坛山附近。轵关归河内郡轵县所辖，濝关归河东郡垣县所辖。濝关东侧即为东阳河，北魏时期归垣县所辖。因此，濝水发源于垣曲县的王屋山中，郦氏记载是正确的。
“夹山东南流”：对此句我们有两种理解，一是“夹”字为被动用法，指濝溪被山携挟向东南流去；二是该河有两个源头，中间为山所隔，后汇为一流。我们在实际考察中，发现东阳河确实有两个源头，东为铁山河，西为东阳河，二者在邵原镇东南汇合，下游仍称东阳河。两源头之间为一小山脉所隔，因此形成两河夹山之势。郦氏所说之意，有可能是第二个意思。
“径故城东，即濝关也。”：此语与现在东阳河与邵原镇、邵原关的相对位置相符。“故城”应指的是邵原镇。北魏时称为故城，说明其历史久远（后有详述）。邵原镇东1公里为古关口，关口下即为东阳河。故城、关、河三者皆符。
“濝水西屈，径关城南。”：现在东阳河的流向与上述记载相符。
“历轵关南”：此句与东阳河流经之地不符，并派生歧义，这是郦氏之误，并误导后人认为濝水为大店河，濝关在大店河旁。
轵关，为我国古轵道上的著名关口，位于济源市西18公里处的封门口村。关口西约1.5公里处即为南北向的大店河。轵关和邵原关之间有两条大河——东阳河和大店河，两河之间为王屋山主峰天坛山，因此，东阳河不可能越过天坛山南的重重山脊和道道山谷而“历轵关南”。那么大店河会不会是古濝水呢？大店河的流历特点仅符合郦氏所说条件中的两条，即“西屈、历轵关南”，其余均不符。首先，大店河发源于山西阳城。阳城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称泽县而不称垣县；其次，大店河南流一直奔流在高山峡谷间，其旁无“故城”，更未“径（濝）关城南”，仅“历轵关南”与郦氏的记载相符，故其流经之地的特征与濝水特征大部分不符；三是大店河位于王屋山东侧，西距主峰尚有约10公里，与《水经注》记载的濝水在“王屋山西”不符。故大店河不是古濝水。
结合郦氏的记载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我们认为郦氏的记载误将濝水和大店河混淆成一条河流了。其上游记载濝水的特点和东阳河相符，而其下游记述的特点则和大店河的特征相似。从其记述看濝水流向主要为西北至东南向，而现实中大店河以西的河流流向均为南北向，这也反证郦氏当时可能没有沿两条河游历考察。他的记述却误导后人对濝水、濝关认识的混乱。
“径苗亭西”:关于苗亭地望，清代《济源县志》记载：“春秋苗贲皇采邑，在轵关南”［8］。《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苗亭，在今济源县西南，蓼坞”［9］。现具体位置不详。
巧合的是，在1993年为配合我国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组成调查队对淹没区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调查。济源蓼坞村地处丘陵，南临黄河，地域狭窄，附近没有发现古城址，意外的是在蓼坞村西约15公里的长泉村偶然发现了一座东周古城，称为长泉古城［10］。199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11］。
古城位于济源西部王屋山主峰南麓的下冶乡长泉村西北隅，黄河北来在此折而向东形成了一个近似900的夹角，古城即坐落在夹角内侧。古城屹立于黄土丘陵上。城墙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150米，城墙宽12—15米。西北部城墙残高6—7米；东北角城墙残高8—10米，东墙南段及南墙已不复存在。城址下为一处裴李岗文化至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址。城内有较丰富的东周时期文化层，城墙夯土内有东周时期的陶片，确定了该城建筑的上限为东周时期。还发现了大量东周时期的灰坑、墓葬以及生产和生活用具。它们在时间上正好与苗亭存在的时间相吻合。因此我们认为长泉古城即为东周时期的苗亭。
东阳河入黄口位于长泉古城西北约8公里处，符合“濝水……径苗亭西”的地理方位。而大店河入黄口则位于该城东约13公里，与上述记载不符。
关于该城址的性质，发掘者黄克映、赵文军推测认为：“长泉村在晋东南通向豫西去洛阳的交通要道上，而长泉渡口就成了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该城址应为晋国在长泉渡口设立的军事设施”［12］。
我们认为此城应为东周王朝或苗贲皇修建的苗亭。周平王东迁成周（今洛阳）后，城北部的黄河成为保护成周安全的第一道屏障，而长泉既然是重要的渡口，周王朝就不可能等闲视之。将渡口北侧分封给苗贲皇为采邑，不失为一种较为高明的手段。将这偏僻之地分封出去，既笼络收买人心，又使此地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成为周王朝国都外部军事防御的前哨阵地，可以防止春秋时期晋东南的狄族和后来晋文公称霸时对成周的威胁，故此城应修建于晋文公称霸前，为周王朝或苗贲皇修筑。
轵道什么意思
轵道的解释
(1).亭名。在 陕西省 西安市 东北。 《战国策·赵策二》 ：“夫 秦 下 轵道 则 南阳 动。” 鲍彪 注：“ 轵道 ， 《秦纪》 注：亭名，在 霸陵 。” 《史记·秦始皇本纪》 ：“ 子婴 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 轵道 旁。” 裴駰 集解 引 苏林 曰：“亭名。在 长安 东十三里。” (2).借指亡国投降。 北周 庾信 《哀 江南 赋》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 轵道 之灾，混一车书，无救 平阳 之祸。” 古直 《哀 朝鲜 》 诗：“降王迎 轵道 ，哀哉彼狡童。”
词语分解
轵的解释 轵 （轵） ǐ 古代指车毂外 端的 小孔。 车轴端，轴头。 部首 ：车； 道的解释 道 à 路，方向，途径：道路。铁道。 志同道合 。 指法则、 规律 ： 道理 。 道德 。 道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学术或宗教的 思想 体系：道学。传道。修道。 方法，办法，技术：门道。医道。 指“道家”（ 中国 春秋战国
太守张杨具栗帛迎驾于轵道。是什么意思
其实和楼上都差不多，不过有点必须要知道，栗：泛指粮食。轵道：1亭名2亡国的意思。这第二个是典故里出来的，很明显你写的不是这个意思。解释就是，太守张杨准备好粮食和布帛在轵道迎驾。这个所以说不能说迎驾在大道上
汉朝霸上是今天什么地方
“霸上”是长安（今西安）东部一处军事要地，史书中对其地理位置有不同的记载，表明历代“霸上”地理位置有所不同：秦汉之际在“芷阳”（临潼区韩峪村一带），汉末至南北朝移动到“霸城”（灞桥区陆旗营、谢村一带），皆在灞河以东，隋唐时期因都城南迁、交通结构变迁又向西南移动到灞河以西白鹿原上，“霸上”作为长安（西安）东部军事要冲的性质、地位始终不变。
汉长安城遗址
一、学术界对“霸上”地理位置的探讨与研究
“霸上”是长安（今西安）东部一处军事要地，秦穆公改滋水之名而为“灞水”，这当是“霸上”取名之源，本意是“灞水之侧”或“灞水之畔”。对“霸上”的地理位置，历代史书所载不尽相同，今学者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分为四种：其一：马正林、谭其骧、足立喜六、王化钧、王翰章等认为“霸上”在白鹿原；其二：李健超、王学理、李恭等认为“霸上”在秦汉灞桥东部（灞桥区新筑）；其三：张海云、石隙生等认为“霸上”在秦汉芷阳故城附近（临潼斜口油王村） ；其四：辛德勇、石维娜等认为历代“霸上”的地理位置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长安城交通结构的变动、尤其是灞桥的南迁而更徙的。
对“霸上”的地理位置及其变迁研究，首先需对正史中有关“霸上”的资料进行收集，查找其间接提供的地理位置线索；其次，从古代历史地理论著中收集有关“霸上”地理位置的记载进行分析；最后，结合今考古发现确认的“芷阳城”“霸城”、“霸陵城”及历代“灞桥”位置来进行印证，三者不可偏废。必须以时间为轴线，用同时期正史、地理志和考古材料综合考证各个时期“霸上”的地理位置。
灞河
西安东郊灞河
二、秦至西汉“霸上”地理位置
秦时“霸上”见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霸上”。这也是文献中对“霸上”的最初记载。秦末，汉高祖曾驻军“霸上”，“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至王莽篡汉，发生在“霸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不绝于史书，但皆未明载“霸上”地理位置。现以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等原始文献为基础，剥离后世“注解”来看，有关秦汉“霸上”地理位置线索的记载为以下四条：
王翦驻兵霸上
“鸿门下”与“霸上”的相对距离。《史记·项羽本纪》：“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按其所载，“鸿门下”与“霸上”相去四十里（约16000米），马正林先生曾考证“鸿门”就是新丰镇东南的鸿门堡（今西安市临潼区鸿门坂博物馆所在地），鸿门堡在戏河西、新丰故城东，与《史记》“戏西鸿门”、《水经注》“新丰故城东三里”所载相符，是为“鸿门”无误。“鸿门坂”东接“新丰原”，那么“鸿门下”的“下”无论是作“北”还是“地势较低的一侧”均指“新丰原（鸿门坂）”以北至渭河之间地域，而且目前在新丰故城以东至戏河西岸已发现大量秦汉文化遗存，有铜门楣、（战国末期）列国货币等[]，发现文物与历史事件“鸿门宴”发生时间相当，“鸿门下”当为此地（坐标N34°26′11″；E109°16′12″）。以此地为基准点，用“四十里”距离为半径向西测距，大体在灞桥区新合三义庄—临潼区西泉郭王村—灞桥区新筑冷冻厂—临潼区斜口马斜村一线。
鸿门宴博物馆
刘邦
“霸上”与“咸阳”“芷阳”之关系。《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逐先诸侯至霸上……乃以秦王属吏，逐西人咸阳……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表明“霸上”在秦咸阳城以东；《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于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所载刘邦进军路线是：武关—晓关—蓝田北、灞河东某处—芷阳—霸上，秦芷阳城在今临潼斜口油王村，位于灞河以东，表明“霸上”与“芷阳”虽非一地，但距离很近且必在灞河以东，刘邦并不曾进军白鹿原。
秦东陵
“霸上”与“曲邮”之关系。《汉书·张陈王周传》载：“上自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僵起，至曲邮。”刘邦征伐英布时张良因病不能送至“霸上”，只送至官道邮亭——“曲邮”，推知“霸上”应在“曲邮”附近。秦汉“曲邮”地理位置大体在今临潼区废昌陵北的陈村、温家寨一带（坐标N34°21′46″，E109°06′21″），在《三辅黄图》等文献中又称其为“步昌亭”。“步昌亭”应是“曲亭（曲邮）”本名, “曲亭（曲邮）”或是因位于道路转曲之处而后起的异名。
“霸上”与秦汉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之关系。秦汉时期，长安城东出大道主要有三条：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经文献分析可知：首先，“霸上”不能直接位于轵道、函谷道上，《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载：“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还过枳道，见物如仓狗，檝高后掖，忽而不见。”西汉轵道为长安城东出大道，过霸河后经霸城（今谢王庄、郝家村一带）向东。《水经注》亦载：“霸水又北迳枳道……吕后祓除于霸上，还见仓狗戟胁于斯道也。”表明从“霸上”返回长安途中要“还过枳道”——即途经轵道，若“霸上”在“枳道”上则不必“还过枳道”；又《史记·项羽本纪》载，“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明载刘邦循骊山北麓小道回军，若“霸上”位于函谷道，刘邦即可沿“大道（函谷道）”直接回军而不必绕行骊山“小道”。其次，“霸上”控制着函谷道和武关道，《汉书·张陈王周传》：“亚夫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两日，直入武库，击鸣鼓。”最后，“霸上”与蒲关道无涉，汉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建“东渭桥”以前，蒲关道由高陵经中渭桥至长安，而“东渭桥”修筑后蒲关道西来至此便分两道入长安：一是西走咸阳，过中渭桥，即汉文帝入长安即位路；另一条即到达阳陵，过东渭桥，此道基本为一直线，较之前者走直角的中渭桥路更为便捷。2012年，西安未央区草滩镇翠湖民居东侧青海武警总队干部家属院建筑工地发现有古桥桥桩，命名为“王家堡古桥”。古桥所连道路北通阳陵，南与长安城宣平门东出大道相交，从地理位置、年代及规模来看它应是汉景帝所建东渭桥。表明汉初蒲关道确由阳陵经灞河西岸的“东渭桥”或“中渭桥”南入长安。那么秦汉时期“霸上”只能位于函谷道、武关道两条大道的中间地带。
宣平门遗址
三、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秦汉时期“霸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大体在灞桥区新合三义庄—临潼区西泉郭王村—灞桥区新筑冷冻厂—临潼区斜口马斜村一线上的某点，且不能直接位于函谷道上；二是能控制函谷道、武关道且距“芷阳”、 “曲邮”皆近。经历年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印证，符合以上两点且有大量秦汉文化遗存的区域只有铜人原西偏北部（坐标N34°20′04″，E109°09′16″），此地有秦东陵、秦芷阳故城、汉霸陵邑、地窑村汉墓等秦汉文化遗存，且在函谷道、武关道之间，距鸿门堡16公里（约相当于秦汉40里），距秦芷阳城遗址1.6公里、距“曲邮”5公里，当是秦汉时期“霸上”所在。
历史上真有大轵国吗？
轵国的形成，具有独特的传奇色彩。因轵出阳樊，其传奇色彩跟周襄王赐予晋文公封地有直接关系。据《济源市志》载：“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晋文公定王室。王以阳樊、温、原、攒茅四邑赐晋。”春秋时，封赐是一种奖励方式，受封赐者对其封地不愿降服的军民，多以武力讨伐征服之。这四邑之中，“阳樊”和“原”在今济源境内。不知晋文公是如何得“温”和“攒茅”二邑的，但在获取“阳樊”和“原”二邑时，晋文公却是以非武力的温和方式而得之。“原”乃夏代之都城，晋文公先取“原”。其时，他命士兵各带三天粮食，先把原城包围起来，并说“限时三日，若原民不降，即撤之。”当时，晋文公属下不解此言何意。三日后，原民并未投降。这时，派出的谍报人员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城内原民粮已将绝，再持续几日就会投降。晋文公属下将领闻之大喜，都劝晋文公还是再等几天吧。晋文公却说，守信是立国之宝，也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如果再围下去，虽可夺得原城，却失去了信，怎么能得到原民的拥戴呢？于是，便下令撤军。原民见晋王如此守信，即主动降于晋。这就是后世称之为“伐原示信”的典故。然而，这种方法用于“阳樊”同样是围而不伐，却未完全奏效。史载“晋军围阳樊，阳民不服。文公从阳樊大夫仓葛之谏，乃解。”面对晋军的包围，在“阳民不服”的情况下，仓葛提出了什么意见被晋文公采纳了呢？仓葛之谏曰：“周襄王赐给晋文公的是阳樊的城池而不是阳樊的百姓，既然阳樊的老百姓不愿降服，就让晋军入城，阳民退出，这样井水不犯河水，岂不两全齐美哉！”晋文公无奈，只好屈从于仓葛。于是，仓葛遂率阳民退聚东南二十里，“始以战车列围，继而筑城”。因在古代车毂、车轴末端、车厢两侧的栏木都称轵，所以，“始以战车列卫”的这座新城，就称之为“轵城”了。这种独特的城防营造方式，在古代或者说在古今中外，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轵国故城虽然在营造方式上非常独特，但并非弹丸之地。其规模，据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轵国故城为长方形，城垣南北长1766米，东西宽1865米，面积约330万平方米。其遗迹东、南两城墙保留较为完整，高1～9米，宽6～38米。相传轵国故城有9门9关，现已发现城门7处，水门遗迹2处。城墙系夯土筑成，含春秋、战国、西汉诸文化层，夯层结实坚固，夯窝略呈圆形。城内出土文物丰富，有陶、骨、石、铜、铁等器物。其中以西汉文帝五铢石钱范、石磨盘和置挂两用铜熏炉较为珍贵。城内里坊设施较为规整，西北部的圪塔坡传为宫殿区，人称金銮殿。城中心区的大明寺原为西汉轵侯所建的焚修香院，宋代舍为寺院，元代重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在城南门内，还有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聂政故居及其操刀鼓屠之井。故城近郊，有泗涧古墓群，系故城贵族、官吏墓葬区，郭沫若先生曾经鉴定过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汉褐绿釉桃都树，就是从这里出土的。城北的屯军村，为古代守卫故城的驻军营房处。城西的留养村，则是故城辎重给养仓储所在地。如此看来，昔日的轵国故城是非常繁华并具有相当的守备防卫力量。
轵国的国土面积，今人虽不便以数字而论，但从轵国故城庙宇内一通碑碣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疆域并不算小。其碑铭曰：“古轵国，东接覃怀，西连晋地，南拱南山，背靠济水。以山为屏，以河为带，诚天造地设之区也。”这里可以看出，就南北距离而言，从黄河北岸的南山到济水的发源地——现在济源城内的济渎庙，至少在30公里以上。至于东西距离，东边的覃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一带，约有80公里之遥。西边的晋地，在山西境内，那就更远了，可能远远超过了现在济源市的东西距离。广袤的国土，为轵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轵国的都城一跃成为“天下名都”。据《盐铁论?通有篇》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这里所说的“魏之温、轵”，魏者，乃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也。“温”和“轵”作为侯国均为魏的附属国，其中“轵”便是轵国了。
轵国的兴衰，从春秋至唐朝历经1200多年的沧桑岁月。其间从春秋“战车列卫筑城”始，曾为周之畿内地，战国时成为轵邑，先属韩都，后为魏之重镇。秦置轵县。西汉至南北朝，曾四度封为侯国，李朝、薄昭、李寿、寇赞先后封为轵侯，故有“古轵国”之称。西晋时，又置轵县。后来轵县的衰亡，与祭祀济水有直接关系。隋开皇二年（582年），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修建济渎庙，祭祀济水成为国典。十四年后，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又在济水源头筑城设邑，析轵县北，以水命名置济源县。此时，因济水之源而得名的济源县，与由大变小的轵县同属河内郡所辖。直到唐贞观元年（627年），轵县才完全并入济源县。从此，轵国或曰轵邑故城渐渐沦为村镇。
古轵国虽然在改朝换代中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其境内熟为人知的轵道和轵关，却永远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在古代，轵道是通往九朝古都洛阳的一条交通要道。千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仕女商贾、江湖侠客、流寇盗贼、游民乞丐等等，为了找饭吃、找衣穿、找官做、找钱花，纷纷带着一种漠然的神情，来来往往地在这条古道上奔走，蹄踵相接，络绎不绝。然而，轵道的作用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军事上。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屡屡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读过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该书第十四回有这样一段文字：“却说李乐引军诈称李傕、郭汜,来追车驾,天子大惊。杨奉曰:‘此李乐也。’ 遂令徐晃出迎之。李乐亲自出战。两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死于马下,杀散余党,保护车驾过箕关。太守张杨具粟帛迎驾于轵道。帝封张杨为大司马。杨辞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阳……”这是东汉末年，汉献帝这位可怜兮兮的末代皇帝从山西安邑出发，由杨奉、董承保驾过王屋山，然后走轵道返回洛阳时，途中发生的惊险一幕。汉献帝者，乃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位皇帝也。文中涉及的轵道，就在现在济源市境内，如以济源城为坐标，西则穿越王屋山达山西高原，向南经轵城镇通往洛阳这条公路就是其基本走向。
轵道形成于春秋，因轵国或轵邑而名。轵道的形成，从一开始在战略上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当时，晋文公东战各诸侯国取得霸主地位，可以说轵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自春秋始，轵道一直是古代中原地区通向山西高原的一条重要的官道。战国初期，因轵国原属韩国，所以轵道也是韩国及中原各诸侯国与魏国（都城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古称安邑）交往的重要通道。《战国策?赵策》苏秦说赵王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动。”这里所说的南阳，并非现在豫西南的南阳市，而是济源至新乡一带的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地区。今南阳市古代则称宛。轵道在当时诸侯相互征伐中的战略地位，苏秦之说可见一斑。到了公元前361年，魏都从安邑迁至大梁（今开封市西北）后，随之而来的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不便。当时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像个“回”字，中间的小口是韩国，小口以外大口以内是魏国。而在大口的四周，西为秦国，北为燕、赵，东为齐、鲁，南为楚。虽然韩国被魏国所包围，但是，魏国从安邑到大梁或从大梁到安邑，要绕基本上是180°的半圆形弯道，交通极为不便。魏国为给本国东、西之间找到一条交通捷径，同时更为军事之需要，便于公元前359年与韩国交通部分土地，才取得了轵道的行路权，直到后来轵国属魏，轵道就归于魏国的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日益强大，具备了吞并战国七雄中其他六国的物质基础。此后，秦魏之间为争夺轵道，多次进行战争。终于，公元前291年，秦将司马错率军攻魏，取得轵道。两年后，秦将白起再次伐魏获胜，取得大小城池61座，其中也包括轵国的都城轵城，完全控制了轵道，并最终沿轵道攻取河内之地。可以说，秦得轵道，为后来夺取中原统一中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想像，当年漫漫轵道上，战马嘶嘶、金戈铁甲、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场面，是多么悲壮而又惨烈。秦之后，轵道在军事上的作用依然重要：东汉时期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与青犊军之战，宋代岳飞部将梁兴、赵云、李进等人率部与金兵的王屋山之战，明代将领冯胜与元代将领扩廓铁木儿的济源之战，明末清初来往于山西与河南黄河以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与官军之战……都频频发生在轵道上，或把轵道作为军事交通线，调兵遣将，运送粮秣，补给军需。古老的轵道，就像一条历史大道，记录着朝代的兴衰、历史的沧桑以及充满血与火的战争风云。
穿越历史的时空看轵道，轵道还是一条传承文化的通途。君不见，轵道上客流最盛者莫过唐代的道徒和诗人。唐代是中国道教的鼎盛时期，而济源的王屋山则是道教活动的中心。唐皇室不仅把道教作为唐朝的国教，而且更将其作为唐皇室家族的宗教，推崇备至，身体力行。司马承祯曾奉诏在王屋山修建“三宫”（阳台宫、紫微宫、清虚宫），与其几乎同期修建的迎恩宫，就因“唐亲王驾临”而得名。玉真公主入道王屋山后，公主入道之风大开，又有11位公主先后入道，甚至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号太真。继而社会贤达、文人墨客、普通百姓也以崇道为时尚，道风席卷整个大唐广袤的国度。因东都洛阳与王屋山之间被滔滔黄河所阻，来往于京城洛阳至王屋山的客流众多，光靠渡船摆渡过河已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于是又耗巨资在黄河上架了一座河阳桥。在唐代，此桥乃万里黄河第一桥。一桥飞架南北，其南接洛阳，北连轵道，打开了东都洛阳通往王屋山的方便之门。这样，云集京城的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或乘车、或坐轿、或骑马、或步行，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河阳桥，沿轵道到济源漫游太行山水，到王屋山朝拜道教胜地，或吟诗作画，或寻仙访道。史载：自从司马承祯入主王屋山后，先后有李含光、玉真公主、薛季昌、焦守静、张探玄、刘若水、谢自然、杜广庭、张果老、侯真定、鲁希言、鲁和光、李仲卿、王损之、柳默然等名师道羽到王屋悟道。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岑参、杜牧、高适、孟郊等，都曾到王屋山访道咏诗。如李白有诗赞王屋山曰：“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又曰：“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白居易有诗曰：“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还有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他在王屋山修道时所作……诗人们在轵道上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留下的是一行行足迹，同时在济源山水间，为济源也为后世留下的，则是丰富的、不朽的文化遗产。
在古轵国境内，还有一处与轵道同等重要的关隘——轵关。轵关地处轵道西端，位于济源市西部22公里处的封门口村东，俗称封门口，战国时置关，当豫、晋交通之要冲，属“太行八陉”之第一陉。陉者，山脉中断之地也，亦称山口。太行山古有“天下之脊，东西巨防”之称，是黄土高原边缘的一道天然屏障。它从北京自北而南至新乡折而向西，绵延千里，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山势险峻陡峭，海拔高度均在千米以上。整个太行山脉只有八个山口，古称八陉。如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其分布为：一曰轵关陉，在河南济源市境内；二曰太行陉，在河南沁阳市境内；三曰白陉，在河南辉县境内；四曰滏陉，在河北磁县；五曰井陉，在河北获瀣县；六曰飞孤陉，在河北蔚县；七曰蒲阳陉，在河北易县；八曰军都陉，在北京昌平县。
轵关陉，自古而今就是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通道。古人云：“关当轵道之险。”也就是说，太行八陉之中，惟有设于轵道上的轵关最为险要。轵关两山夹峙，呈“V”型，仅有丈余之阔，号称“封门天险”。史载古代道路上设置关隘，一方面是为了军事防御控制交通，另一方面也是征收关税的重要设施。秦汉时期，轵关就设有盐官，专事盐税。在军事上，轵关和轵道一样，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秦昭王十六年（前291年），秦魏之战后，本属魏地的轵关变为秦国所据；还有后赵石虎、前秦苻坚、西燕慕容永，都曾兵临轵关；南北朝时，轵关为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的边境地带，彼此各据险要，杀伐攻战，相夺此关。北齐天宝三年（552年），怀州刺史平鉴调集工匠整修轵关，加强了防御工事以拒西魏；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大将斛律光率卒二万，沿轵关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三戍，史称该长城为齐岭。同年九月，北周大将杨标进攻轵关，北齐太尉娄睿凭借轵关天险和坚固的长城工事，抵御来犯之敌。两月余，破北周军于轵关并生擒杨标。至今，齐岭长城遗迹仍依稀可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轵关的战略地位是何等重要。此后多年，几经战乱，轵关毁而复建，建而又毁。到了明洪武初年，又置轵关，并派重兵把守。轵关的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当时，为了防范农民起义军从中原突破轵关，进入山西，继而威逼京城，清政府重新察勘轵关旧址，在两山之间重建关楼。施以青石为拱、糯米汤搅拌石灰为浆，关楼墙体十分坚固。重建后的关楼，高四丈五尺，门宽二丈二尺，并筑左右关墙六十丈整。还在关楼左侧的南山筑炮台，右侧的北山设瞭望台，驻守步马弁兵三十名，以总兵领之，昼夜值守。此关楼，极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此关平时之管制，重建轵关峻工时立于关口的一通“旨令碑”有载，其碑铭曰：“酌定关门启闭时刻，以示限制事。照得封门口为晋豫两省出入门户，本部院前以旧关塌废，亟应修建设防，咨商河南抚部院委员，会同济源、垣曲等县合勘重建。兹据该委员等具报工竣，察关门启闭有常，不可漫无限制，为此示仰弁及过往军民人等知悉。每日黎明开关，定昏闭关，该弁眼同上锁，无论风雨，必依时启闭。凡过往行人，多须留心察看，如遇实有形迹可疑，始许盘诘，送垣曲县究问。夜间分班值守关楼，兼在附近巡查，不许旷误。遇有叩关者，该弁即亲诣查询，实系本地良民，方准开关放行，该弁不得故意留难，丝毫需索，致于重咎。往来行人，也不许藉端生事。有干并究。毋违，特示。”
发布这一旨令告示者，乃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山西兼管提督盐政印务节制太原城守尉王为。从告示中可以看出，王为其人在从严治关的同时，还是很注重维护同当地群众的关系的，深知封门天险固然可守，而民心更不可失。得民心者封门守，失民心者封门丢。军民一心，众志成诚，才是一座真正攻不破的雄关啊。
轵关在现代军事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长驱直入济源境内，继而西犯。中国军队赵寿山将军曾率部凭借封门天险，击之轵关，使日军遭到重创，至今犹为人称道。
如今，漫漫轵道，巍巍雄关，已在历史发展的缓慢进程中由兴而衰，由衰而逝了。昔日轵道上风啸啸兮战马嘶鸣、刀枪剑戟寒光闪烁、杀声震天的场面，已成不堪回首的昨天。人们在这条道上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轿、或肩挑、或推车、或驴驮，看似悠闲实则艰辛的“行路图”，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过去岁月的烙印。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带来了繁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取代了骑马坐骄，也取代了肩挑驴驮。古轵道在奔驰的车轮下，悄然发生着变化，变成了光滑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连接省道、国道和高速公路的干线公路。变得一切都今非昔比了。遗憾的是，设于轵道上的那巍巍雄关，已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化为乌有，今日惟遗迹尚存，给前来凭吊轵关的文人墨客和游人们留下了不尽的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