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术（背阻断神经术）

wangsihai 2025-06-19 00:06:32

本文目录一览：

1、宋仁宗重用王安石的全文翻译
2、儒家经学常识
3、古诗王安石《十五》翻译
4、《宋史》卷一百五十五志第一百八(3)
5、“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的翻译
6、为什么断句是“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而不能断句成“有关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

宋仁宗重用王安石的全文翻译

《宋仁宗重用王安石》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谓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帝曰：“然则卿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皇帝（宋仁宗）想启用王安石,唐介说：“安石很难担当起这个职务.”皇帝说：“（他）文学方面不可信任吗?经术方面不可信任吗?吏事方面不可信任吗?”唐介答：“安石好学但是思想古板,以前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行为不切实际事理,如果他做了官,（他的）政策肯定经常变更.”皇帝却不这样认为,最终（还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对（王安石）说：“别人都不了解你,认为只知道经学数术,不清楚世务,”王安石答道：“经学数术正是用来规划处理世务.”皇帝说：“你认为现在应该先实施什么政策?”王安石说：“要改变现在的风气、礼节、习惯,公布新的法令,（这）正是现在所急需要做的事.”皇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个网址里有不少译文,如果以后有需要,你也可以去里面找找.

儒家经学常识

1.儒家常识知多少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

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创，在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

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

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2.与儒家文化相关的一些知识

【概述】

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创立，孟子和荀子加以发扬光大，经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不断扩展充实，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儒家思想虽然里面包含不少封建毒素，但也蕴藏数不尽的思想珍宝，已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基本特征】

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整个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

⑴孔子开创的先秦原始儒学

⑵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

⑶以程朱理学为标志的宋明新儒学

⑷西学冲击下的现代新儒学

先秦原始儒学以仁、礼为基本内容、以伦理为本位、以人道为中心、体现了儒家先贤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当时的一门“显学”。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从礼乐文化向法制文化的转移

第二、以伦理为本位，以人道为心中的理论定位

第三、人本主义高扬

汉代儒学是一种受官方支持而为一尊的御用之学，以经学为表现形式，并与谶纬相结合，兼综阴阳、名、法、黄老诸思想，形成有别于先秦时期的新迷信的人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纬儒学体系。汉代儒学新特征：

第一、儒学政治化

第二、儒学经学化

第三、儒学神学化

第四、广泛的包容性

宋明新儒学的重要特征是使传统儒学哲理化，在坚守伦理本位、道德中心原则的同时，吸收佛、道哲理思辨方法，丰富思维内容，提高理论水平，建构起以理、气、心为最高范畴的宇宙本体论。宋明儒学新特征：

第一、引入佛、道的哲思

第二、穷理灭欲、重建礼制的道德理想

第三、高扬“内圣”的经世学风

现代儒学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服膺宋明心性理学为主要特征。以儒学主体为本位，吸纳融合西学，现实弘扬儒学之目的。现代新儒学新特征：

第一、援西学入儒，融贯中西

第二、新儒学者没有把传统儒学与西方现代化看成对立物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的情怀

3.儒学的经学化对后世的影响

最重要的一点，儒学推崇等级制度，强化中央集权，经学化之后，这些思想成为理所当然，因而对中国二千年皇权制度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儒学的经学化，使儒学这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学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科举考试出现之后，儒学经典一直是考试科目之一，儒家思想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当然，儒学的经学化，也使得中国其他思想学说被排挤成"非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思想逐渐呈单一化态势发展，而具有新鲜思想的"异端"总是很少，严重阻碍了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4.儒教经学,儒教心学,儒教理学,儒教气学是指什么,怎么理解这块内

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

进士。历任翰林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南京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

后辞官从事著述，在理气关系上，认为理在气中，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他对朱熹理一分殊的观点作了自己的解释，认为气产生万物后，一理即散为万理，这就是一本万殊。

太极是众理的总名，但以气为本。在心物关系上，认为心是认识器官，也是一物。

心能“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但不能“范围天地”。在性理关系上，不同意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认为性只有一个，即气之理。

他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主张理欲统一，以理节欲。但他接受性即理的观点，承认心中所具之理，也就是仁义礼智之性。

著有《困知记》、《整庵存稿》、《整庵续稿》。（处于理学与气学之间的思想家。）

王廷相（1474~1544）中国明代思想家。字子衡，号浚川。

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进士。

曾任兵科给事中、亳州判官、监察御史、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在哲学上，主张“元气论”。

认为元气“有聚散，无灭息”，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不是“ 寂然不动 ”的，而是元气的“生生不息 ”的过程。

在认识论上，主张“知行兼举”，强调“力行”，求得“真知”。在历史观上，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天人交胜。

在政治上，主张变革，发展社会生产，抑制豪强。他的思想是从张载到王夫之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哲学史上有一定地位。

著有《王氏家藏集》、《王浚川所著书》。有中华书局版《王廷相哲学选集》。

王廷相继承了王充、范缜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吸纳孔子、朱熹哲学思想之精华，为中国哲学史上独放异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王廷相对经术很有研究，对一些经学家特别对理学家的论点提出了许多批评，发表了他的独立见解。

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有研究，对天文学、地理学也都曾有贡献。他对农学方面有所论列，对音律学也有著述。

王廷相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元气”是世界的本源，“气” 是不灭的，有了“气” 才有“理”。他所说的“气”就是物质，这与宋儒“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相对立的。

他反对神秘和迷信，反对神权，强调“人定胜天”思想。王廷相认为“离气无性”，有生便有性，否定有些儒家所臆造的在气以外有所谓“本然之性”，也不赞成 “性善”和“性恶”的先验论。

他拥护孔丘“性相近，习相远”的见解，而主张“性成于习”之说，因此，他主张应当使儿童在童蒙时期便开始养成好习惯，不要把儿童禁闭在家里，让他们接触社会实际，增广“见闻”。王廷相重视“见闻之知”，极力反对宋儒所谓的“德性之知”，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

他认为知识是 “思”与“见闻”相结合的产物。要求在实践中练习，这才是“真知”，反对书房中空虚的无实用的讲读。

他要求“学”与“思”不能偏废，要求“讲学”和“力行”并举。他不但要求“思”和“学”相结合，还要求“思”和“行”相结合。

所以他把“思”放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作用的地位。他认为学的方法有二，即“致知”和“履事”，二者兼有才是上等，必须“知行并举”才能达到目的。

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王廷相根据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了反对偏重内省静养的方法，主张内外交养，动静结合，心虚气和，因时制宜等方法。他把那种死抱着旧学成见，不通时变、不达事理的人叫做“迂腐”，把那种眼光短小的人叫做“浅陋”，把那种依阿谄谀不顾国家大计的人叫做“卑鄙”，这类人都不堪委任。

他主张要从克己寡欲开始，逐渐做到无欲无己，便能实现“大同”。此外要经常补过徙义，使自己日新。

要使万物各得其所，才算是“仁”。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青年时期曾参加以抨击明末弊政为宗旨的“复社”。

清兵南下时一度举兵抗清。顾炎武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批判宋、明唯心主义理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命题。他的法律思想也同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相呼应，具有反对专制主义的色彩。

他针对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学的恶劣学风，提倡读书、务实，经世致用，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下，顾炎武察觉到封建统治已濒临“法不变不可以救今”的危机阶段，因此，他反对泥古不变，顽固守旧，指出前人所立之法不可能预测事势的发展而早为“变通之地”，后人如“拘于旧章”，“姑守其不变之名”，必将形成“大弊”。为了适应“不得不变之势”，他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赋税，限制地租，实行均田、垦田；改革君主独治，代之以官僚的众治；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实行郡县推荐，等等。

虽然他也以“法古用夏”相号召，但意在援古措今，为现实改革服务。

5.什么是经学

经学，当然指注解经书的学问，所以言及“经学”，首先要明确“经”是什么。

《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当然不是指所有书籍，而是专指儒家经典，明确到这一点尚且不够，因为从前的儒者们就因为“经”的包含范围做了很多论辩，甚至兴起了名曰“经名考”的学问，有人以为经只专指孔子的著述，而有人主张经是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研究的工作，主要就是注疏经书。所谓“注”，就是对经书字句的意义等加以解释，但有些注因为太简要或年代久远，因此后人为注再作解释，称作“疏”。

除了注疏之外，其他如 “解”、“考证”、“集解”、“正义”等等，名虽不同，但作法大多类似，都是对于经书的一字一句详加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经书的内容难以理解，充满争议，但却又是包括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准则以及正当性来源，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活动。

加上汉武帝对于经学的奖励推行，使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在东汉时因此有“遗子金满盈，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汉书•艺文志》中，五经与儒家著作仍分列在两个类别，六朝时，逐渐产生从七部图书到四部的过渡，到了《隋书•经籍志》，正式把当时的学术按 “群经、史学、诸子、文集”区分为四种，即以经学为首，这种分类方式，一直到清代仍为人所接受。

但是以历史观点来看，经学的研究是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注释活动等同于士人思想的发表与阐述，考虑到经典的神圣性，便可发现政治层面的经学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历代 *** 取得“法统”之后，均希望能取得经学研究者，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认同与支持，即为“圣统”，与由家法、师法观念衍生、象征经典诠释主导权威的“道统”不同，圣统的取得象征着一个 *** 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统治权之外，同时也在社会文化、价值认同上取得合法性。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以异族的地位，要突破“华夷”的春秋思想并不容易，他们以政治力积极运作，或杀戮（如文字狱）、或笼络（如开科取士、奖励学术）、或诠释（如编纂《四库全书》、《明史》、《大义觉迷录》）、或禁焚，以取得圣统的承认。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负，一方面要取得法统上政治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寻求道统上的立论依据，因此往往透过对神圣经典的诠释活动，来影响执政者的施政思考，在“士人与国君互相影响”的前提下，经学成为重要的政治互动媒介。

6.经学提倡什么思想

经学，即注经之学，为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是我国古代四大学科门类之一。

关于经学产生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创始于孔子，因为孔子曾修订古代典籍为“六经”，并以此来传授弟子，开启了以“传经”的方式来“传道”的儒家学风；另一说是经学始于汉武帝时代，标志是朝廷设立五经博士，以精通儒家典籍作为选拔官员的考察标准，从而使得阐释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也成为一种显学。孔子时期的注经仅限于私家传授，而并未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通行的学问，严格来讲，经学的正式形成当在汉代注经之学成为官学之后。

自此而始，从汉代历至清代，虽然形式有异，内容有变，但经学始终是中国官方所定的最高学问，在整个封建社会体制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学形成之后，在汉代因所据典籍文本的不同而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政治地理的分割又形成了 “南学”与“北学”之别；隋唐统一之后兴起了较之往前更为进步的义疏之学；至宋明而又发展为理学化的经学；到清朝时期，经学家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将考据、训诂发扬光大，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乾嘉学派”，也达到了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巅峰。

经学的发展本源于儒家经典著作，同时又作为君主政治的御用学说，虽然受到种种的拘泥和约束，但是历代的才智之士仍然在经学的论说中提出了很多极具思想性的创见，展现出中国学人光辉的一面。 2000多年里，经学一直延续和发展着中国古代的社会理念和民族思想，一部经学史，同时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

古诗王安石《十五》翻译

释义：

将母亲带到商洛邗沟，但是家还是留在了太平州白紵；

但是就在十五月圆那天晚上，母亲听到外面杜鹃枝头上在啼叫的声音,就想起远在异乡的儿子,虽然母子二人一人在北，一人在南，相隔数千里,但是母亲依旧深深挂念关心着自己心爱的儿子。

原文：

将母邗沟上，留家白紵阴。

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

出处：出自北宋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的《十五》。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北宋丞相、新党领袖。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大规模推行改革变法运动。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

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重大改革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领域，影响之大、之广前所未有。改革变法历时16年，虽然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并且随着宋神宗的病亡戛然而止，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宋廷财政有了很大的改善。

王安石与母亲分开，老母亲非常想念他，他便在月圆之夜写下《十五》这首诗。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志第一百八(3)

初，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又诸科杂问大义，侥幸之人，悉以为不便。知制诰王珪奏曰："唐自贞观讫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岁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增其数，亦不及百人。国初取士，大抵唐制，逮兴国中，贡举之路浸广，无有定数。比年官吏猥众，故近诏限四百人，以惩其弊。且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三试皆通为中第，大略与进士等，而诸科既不问经义，又无策试，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冶事哉?前诏诸科终场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五经》科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皆以著于令。言者以为难于遽更，而图安于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轻易焉。"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脩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待试京师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上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咸请："易以间岁之法，则无滞才之叹。荐举数既减半，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且人少则有司易于检察，伪滥自不能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进。"于是下诏："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

时以科举既数，而高第之人骤显，欲稍裁抑。遂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之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进士之数。

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议者多谓变法便。直史馆苏轼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

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未几，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又诏进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或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乃诏悉试。帝尝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吴充曰："汉陈宠以法律授徒，常数百人。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近补官必聚而试之，有以见恤刑之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旧制，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试于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与锁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后复令存诸科旧额十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嘉祐始尽赐出身，近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该特奏而预正奏者，定著于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

时方改更先朝之政，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左仆射司马光曰："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上多向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光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毋有所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谨，惟惧玷缺外闻。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许各举一人。凡试进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无其人则否。预荐者不试于州郡，惟试礼部。不中，许用特奏名格赴廷试，后以为常。既而诏须特命举乃举，毋概以科场年上其名。

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凡礼部试，添知举官为四员，罢差参详官，而置点检官二十人，分属四知举，使协力通考;诸州点检官专校杂犯，亦预考试。

经术（背阻断神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