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甲骨文书法作品及释文
- 2、甲骨文的书法作品
- 3、书法家王羲之代表的甲骨文作品是什么？？？帮帮忙吧！
- 4、甲骨文的书法鉴赏。 急急急·········
- 5、清朝考古学家罗振玉简介，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有哪些
甲骨文书法作品及释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
从书法角度看，甲骨文因是多用刀具之类尖硬的利器刻成，其笔画平直、瘦劲、挺拔，下笔、收笔两头稍尖。结构上，由曲线或直线穿插交错构成二度空间的平面。同是一字，繁简不一，有反有正，有顺有逆，有分有合，笔画疏密有致，有秩序地变化，形成均衡、对称、稳定的格局。以下展示一些甲骨文书法作品及释文：
该幅甲骨文的释义为：弹琴斗酒皆天趣 品石焚香有古欢。
该幅甲骨文的释义为：寿比南山。
甲骨文的书法作品
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要研究书法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构造。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7] 。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 而今，甲骨文的书法艺术尚属草创期，诸家所书作品虽有工稳古雅之趣，但甲骨文中特有的苍朴古拙与方刚道峭之气，尚未表达出来。作者近年来对甲骨文书法作了一些探索，编成此册，抛砖引玉，以期同仁共进。
书法家王羲之代表的甲骨文作品是什么？？？帮帮忙吧！
王羲之没有写过甲骨文作品吧，至少现在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了解甲骨文，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是王懿荣，不知道王羲之那个时代，甲骨文是存在呢，还是已经遗失了。
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1845—1900年）中国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泛涉书史，尚经世之务，嗜金石。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价值，并把年代定为商代。可惜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任京师团练大臣， 负责保卫京城，因寡不敌众而自杀殉国。
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是孙诒让
孙诒让（1848年9月16日—1908）清末经学家，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难了，没有顾得上对甲骨作著录和研究，1903年刘鹗将其所得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后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举例》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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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书法鉴赏。 急急急·········
现代人将甲骨文引入书法艺术的创作可谓凤毛麟角，艺术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甲骨学的创始人罗振玉﹐董作宾等人的甲骨文书法作品，这些学者在研究甲骨文同时开始集甲骨文字为联语诗词，以笔代刀，付于草墨，这些作品大多属于艺术珍品；第二部份是当今海外甲骨文学者和书法篆刻家的作品﹐包括有日本的渡边寒鸥﹐韩国的金膺显等；第三部份是目前国内的名家作品。
罗振玉不仅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而且也是书法家、鉴赏家。他1921年推出《集殷墟文字楹帖》，首开近代以甲骨文入书之先。罗振玉考释之余，提笔挥写甲骨文，以考释的几百甲骨文字编集成楹联，1927年，罗振玉又与章钰、章德馨、王秀烈合著《集殷墟文字楹联汇编》；他在《集甲骨文楹联集》中说："乃始从事缮写，付之乎民"的。晚年应酬，多以甲骨文作答。他的甲骨文书法，用笔秀润，妙乃殷人刀笔意趣，浑朴含蓄，敦厚秀美。
“罗氏写甲骨文有两种形式，临写原刻辞和集联。他以体势开阔宏伟、结构谨严的一期卜辞为宗；参以中锋篆法，坚实挺拔的结构字形，既有盎然古意，又能别具心裁，成为契刻书法的杰出代表，”影响着甲骨文艺书界。（丛文俊：《雪堂书法叙论》）
“罗氏甲骨文书法用笔改变了甲骨刻辞恣肆放纵的瘦劲，而为玉箸篆的圆韵丰满，起笔藏锋，间用侧锋，收笔斩齐，运笔有的中锋，圆笔书之，有的加大了按笔力度，使笔锋铺开，有方笔遗韵。结体采篆法纵长，大小整齐，点画间平衡对称，协调而统一，隽雅而质朴。行款章法，楹联单行，虽有欹侧，但中轴稳定。卜辞纵有行，横无列，端庄谨严。有粗笔画的，也有细笔画的，不失甲骨神韵，为我们如何用毛笔书写甲骨文，开辟了一条正宗之路。（张俊之《罗振玉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
罗继祖在其后跋曰：“雪堂公篆写契文，由于摩挲日久，独具会心，注意力专在其疏密错综体势上，丝毫不掺入后来钟鼎文的笔法，能不失契文之真。”罗氏的钟鼎文也是写得很淳厚的，但钟鼎文笔意也许并未如其公子所说“丝毫不掺入”，比起略后的董作宾说，董氏则更近甲骨原貌。
董作宾由于研究的需要，对甲骨曾作了大量的摹写工作，同时他还经常书写甲骨文对联、集诗等，笔致秀润端雅，深得卜文神韵。他的甲骨文书法多为第一期卜辞的风格，并吸取了卜辞中朱书墨书的丰厚风格于一体。写的清润朗健，字体整肃峻峭，形态变化自然婀娜多姿，潇洒飘逸。用他自己的话："武丁时代的书契文字，气魄宏放，技术娴练，字里行间，从满了艺术的自由精神，非其他王朝所比拟，所以我喜欢这一派。"
著名的甲骨书法家，还有沙曼翁、潘主兰、刘顺、丁辅之等人。
爱新觉罗"曼翁，满族人，著名书法篆刻家，苏州市书协名誉会长。书法四体皆精，尤以篆隶饮誉当今书坛。他的甲骨文书法在1979年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中获一等奖。用笔似刀刻勤，用墨宿于变化坚挺而又写意，深具甲骨文神韵。
丁辅之（1878--1949）浙江杭州人，名仁，号鸮庐。著有《商十文集联附诗》，所作甲骨文书法结合停匀，字形变长方略正方，笔划挺直细秀、疏朗清丽。评者认为丁氏用笔谨饬有余，伤于赢弱，失去了甲骨文纯朴自然的书风。
冯文凤，女，广东鹤山人，她以金文笔法写甲骨文书法，行笔沉着，线条丰存，结构工稳匀称。
叶玉森，江苏镇江人，著有《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技谈》、《殷墟书契前后编集释》、《铁云藏龟考释》等。其所写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颇得卜辞文字遗韵，曾撰联并书《天衣集》一卷。
他所书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寓刚于柔，与董作宾甲骨文书法弘毅刚劲相映成趣，其所书线条极精致细腻，颇有书卷气息，甚至可以说更得殷代甲骨文书家的笔意而少刀意。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对甲骨文书体的借鉴与创造，较罗、董更趋谙熟与圆融。
王襄，天津人，古文字学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藏者之一，其甲骨文书法厚重质朴.
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人，原名开员，字鼎堂。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是研究甲骨学的"四堂"之一，著有《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商周文字类纂》等，对殷墟文字、史实、年代的考证、贡献区大。他的书法奔放遒劲，风流倜傥，仰成而自，被誉为"郭体"。偶作甲骨及书法，笔法娴熟练达，笔力劲健，结字错落潇丽，深具甲骨文恣意天然之情趣。
黄宾虹(1864——1955)，名质，字朴存，一作滨虹，安徽歙县人。黄氏虽然兼善诗、文、书、印，但主要是一位山水大画家。他以笔墨“写”山水，蔚成开宗立派大师。由于他对书画线条的深刻理解与锤炼，在篆书上更为自由地融入甲骨与金石的多种笔意，形成形体疏放，结字简古，用笔松活的似甲骨非甲骨，似金文非金文的独特风格，颇受时人所赏。可以说是对甲骨文书体的天才吸收运用。
潘天寿，浙江宁海人，著名国画家，其甲骨文书法用笔老辣苍润，结体峻拔奇肆，章法迭宕起伏。
杨仲子，江苏南京人，精于钟鼎文字及甲骨文书法，善以甲骨文入印，徐悲鸿称其为近代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
诸乐三(1902——1984)，名文萱，号希斋，浙江安吉人。诸为吴昌硕甥，也是吴昌硕书法与绘画的嫡传弟子。吴昌硕以秦篆《石鼓文》为范本的篆书创作在诸乐三身上一脉相承。因此，诸氏作甲骨文体书法时，结字取自甲骨文，但结体与笔意仍多存金石碑版气息，与董作宾，叶玉森等的风格大相迳庭。
饶宗姬，著名学者，书法家。淤甲骨学研究方面多有收获，尤其在中西古文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所书甲骨文书法，用笔犀利，所书殷商晚期雕骨刻辞。道美丰腴，含蓄洋厚，形神兼备。
秦士蔚，江苏淮安人，数十年致力于甲骨文书法篆刻，其甲骨文书印浑朴奇崛，别开生面。
刘江，著名书法家。多年从事书法篆刻艺术的教育工作。所书甲骨文，用笔峭力，结体方折，深厚古朴，别具风格。
刘顺，书法家。河南安阳人，安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安阳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因其生长在甲骨文的故乡安阳，所见甲骨甚多，经过多年临习，自得甲骨文个中三昧。他的甲骨文书法空灵简古，飘逸飞动，别具风采。其书写内容多为自撰联语诗文。他的特点，在于弱化了甲骨文尖刻险峻的特征，而加入了自己独创的优雅、富于装饰性的韵味。
潘主兰，福建福州人，著名书画篆刻家。以甲骨书法见长，所书甲骨文书法用笔如刀，形神兼备，意趣无穷。他能将字数不多的甲骨文集为文字，实属罕见，具有深厚的学识文学功力，受到海内的好评。潘主兰先生甲骨文书法“布白呈均衡式但能自由构筑，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字距参差有别致，行距疏宕有余韵，用笔直取瘦硬，能活泼，具生气，“字外出力中藏棱”，经衍化的繁简错落有致的线条，于无规划中求规则，于纤微要妙处临事从容，情驰神纵而任其自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令古树开新花。”（摘自蒋平畴先生《枕流漱石逸清刚——潘主兰先生艺术世界》）
王友谊在近年书作中，写甲骨文体线条灵动，刚柔相济，颇受时誉。”“他更多参入了行书笔法，如运笔的裹锋绞转、中侧并用；结体以固字立形、依象取势，章法以随形布势、虚实相生；墨法的浓度相间、燥润相杂。因而线条委婉多致、灵动活脱而不失劲挺，具象造型稚拙自然、天真可爱而不神秘，意境古朴而清新，明爽而蕴藉，一面以现代审美意识解读着先民‘仰观’、‘俯察’的构思，同时抒发着“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的情致。”（见王世征《发远古之韵抒时代之情》）
清朝考古学家罗振玉简介，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有哪些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