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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的评价
《海瑞罢官》是一部编、导、演等各个创作部门都达到相当水准的电视作品，几乎无一处不讲究。如果说导演的水平是通过游刃有余地驾驭这个内容深刻的题材，独具慧眼地选择了一批功力深厚的演员以及对摄像、服装、录音、置景等各工种的较高要求体现出来的话，那么演员的表演则是因为成功地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得了高分，其台词功夫和眼神运用尤其出色。其中徐阶简直是用眼神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高手，有时在一场戏甚至一个段落中，他的眼神都多有变化，不仅包含了内在情绪的波动和心理活动的复杂，而且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演员面部表情和会说话的眼神通过特定镜头推到观众眼前，其潜台词就变得更加丰富和耐人寻味，可见丁荫楠的确是一位难得的既懂影视又懂话剧的导演。
《海瑞罢官》尽管导演出色、表演出色，但论头功，却当记在编剧身上。以往历史题材的电视编剧，能够写好一个主要人物已属不易，能够写好两三个、三四个人物的就更不多见了。而《海瑞》不仅通过人物的语言等手段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群性格不同的封建官吏，其中尤以徐阶和严嵩二人最为精彩。按照常理，严嵩是剧中第一反角儿，可他却并非面目可憎，而是有着华丽的外表、轻缓的言语和侍奉君王同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小心。徐阶表面不动声色，但实际更是老辣，几乎处处胜对手严嵩一筹，终于以静制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扳倒严嵩而代之。其开导张居正的“水火”高论，令人拍案叫绝，海瑞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块石头而已。封建官场上的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编剧不仅写出了官场上的险恶和虚伪，而且写出了各种人物在天威难测的官僚体系中存在的深层道理。这个时候再看海瑞就会发现，海瑞不过是封建王朝庞大关系网中的海瑞，他的每一次升迁和贬黜，无不是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也正是他终不见用于世、见容于朝的内在原因及其悲剧性格的深刻之处。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原文
1965年11月10日 姚文元
从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7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
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
“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
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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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
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
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毛泽东的妻子）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
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怎样评价《海瑞罢官》
他老人家写了一份奏章去骂皇帝，说你是个自大狂，脾气多疑又暴躁，地球人都受不了，大家都是表面上顺着你心里恨死你一滩血，把你当个猴耍，只有我才跟你说实话．
这份奏章叫《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写奏章前把棺材都备了，不过皇帝终究没杀他，只是判了个无期，世宗皇帝死,穆宗即位,恢复海瑞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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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说那个高大的海瑞，虽然我从小就很崇拜他．我想作为一个生活中真实的海瑞，一生的几起几落关键还是为人上的原因．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的合作者．我不是要诋毁他，但传说中的海瑞近于神明，这就掩盖了生活中痛苦，绝望的一面．而海瑞的一生是比较郁闷的．
皇帝是傻的，大臣是坏的，就海瑞是好的，他因为帮受苦人说话一直受压迫，这样简单的解释不是生活．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原文内容是什么？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