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国民党党旗十二星芒的设计者
- 2、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英勇就义，是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 3、谁创建了晚清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非孙中山！
- 4、陆皓东最后是怎么死的?
- 5、陆皓东和黄飞鸿什么关系
- 6、我国国旗设计者陆皓东的简历?
国民党党旗十二星芒的设计者
陆皓东。辛亥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面旗帜。由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设计。后来由继承兴中会的中国国民党沿用为党旗至今。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
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英勇就义，是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10月13日，孙中山到了广州，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来到广州。
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3000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100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孙中山下命令，可是，孙中山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
原来，孙中山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孙中山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道理。孙中山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
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年迈昏愦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
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
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孙文！”
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小姐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令军队加强巡防。
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孙中山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
轿夫平日与孙中山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
“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
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孙中山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孙中山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问孙中山：“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
孙中山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
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
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 落人 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烧成灰烬。如释重负的陆皓东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容被捕。
谭钟麟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陆皓东，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陆皓东奋笔疾书：“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觍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维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 历史 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手。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李征庸狂施酷刑，陆皓东拒绝供出同党。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鲜血淋淋的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弄地问：“你虽然严刑加之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奈我如何？”
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钟麟发出布告，以悬赏花红银1000或数百元缉拿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
孙中山化装成商人，镇定自若地来到水鬼潭埠头，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辗转水路，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然后抵香港。
陈少白、郑士良早已来到香港，他们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们听说孙中山已经被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中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惊喜交集，连忙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孙中山放下行李，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孙中山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便去请教。
他向康德黎通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这里是否安全。
康德黎听罢，自己也无主意。他沉思一会，说自己不久要回英国，要孙中山去见友人丹尼斯律师。
丹尼斯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这是个棘手的事情。他翻阅了法律书籍，查无案例。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劝告孙中山：“像这样的事情，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
孙中山鞠躬致谢，正要告辞，丹尼斯把他叫住，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果然不出丹尼斯所料，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
从报纸上，看到当天晚上有船开赴安南。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安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怎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广岛丸”的日本货船，有4个客位，11月2日启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孙中山从汇丰银行里取出300美元，以备东渡之用。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老师告别了。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
8天之后，“广岛丸”在日本神户港靠岸。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孙中山等人从神户转到横滨，在那里见到了陈清、谭发等人，又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联络了20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任分会长。
孙中山决定到欧美各国向华侨宣传革命。他先赴美国，尔后去英国。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去探望他以前的老师康德黎，在大街上被邓廷铿等3个中国人纠缠，以认同乡为名，拉着孙中山去“吃午饭”。孙中山被他们挟持到一幢房子里，关闭起来。
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是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馆三等翻译。公使龚照瑗在清廷授意下，出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位的轮船，造了一只木箱，准备秘密地把孙中山装进箱内运回国杀害。
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有铁栅的小房间里。他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决计逃走，不肯坐以待毙。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他多次耐心说服常给他打扫卫生的使馆英仆贺维太太和清洁工柯尔，暗中给康德黎送信。
康德黎知孙中山被囚禁，四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他先后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交涉，都无结果。最后，康德黎只得把孙中山被非法诱捕的消息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为题在《地球报》上发表，其他各报纷纷转载，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朝公使极大不满，公使馆门前聚集着数百名示威的群众，高呼：“释放孙逸仙！”一些市民号召捣毁清使馆。
英国政府怕引起风潮，派遣代表去清政府使馆交涉，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清使馆不得不把 羁压 12天的孙中山释放。孙中山从使馆里走出来的时候，街头人山人海的群众向他挥手致敬。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声名大著。
1897年8月的一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孙中山小5岁。
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
孙中山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在自由民权运动活跃地区的一个“自由民权之家”——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他少怀大志，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愚民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
宫崎凝视着孙中山，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
孙中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
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孙中山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
宫崎觉得孙中山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 热清 ，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 情感 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孙中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
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
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
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
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
“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
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孙中山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孙中山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
“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
“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
“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
“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大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
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
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相会。
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孙中山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
孙中山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
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孙中山的竟见。
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孙中山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
正在这时，孙中山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
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
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
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
1900年6月9日，孙中山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
孙中山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
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孙中山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
对于宫崎的建议，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了。
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孙中山、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
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
宫崎提出了保证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
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
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孙中山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
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
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
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孙中山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
孙中山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孙中山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孙中山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孙中山决定加紧策划起义。
入夜，孙中山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广东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系会党；孙中山同宫崎、清藤则转回日本折入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9月18日，孙中山等由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揽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他们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他们的活动。
谁创建了晚清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非孙中山！
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 一个重大疑问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 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 《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 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 郑观应浮出水面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 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 *** 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 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 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 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 《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罂粟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清朝历史 ）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 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 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 陆皓东是牵线人 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 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 *** 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 *** 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 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 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 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罂粟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2）他们的会面，介绍人就是陆皓东。 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说：“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48）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1911年两次回忆此事时，用的是同一个词“加入”（join）。也就是说，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都不说自己创立了兴中会。 陆皓东自上海回乡以后，在顺德杏坛投资经营“兴利蚕子公司”（丁身尊：《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册，页240——241），在顺德大良开设绸缎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页90），与孙氏所述“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吻合；此事发生的时间，是“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间。“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兴中会，介绍人正是陆皓东。 据黄健敏所引陆灿手稿《陆皓东公事略》：“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钦仰其人，认为谊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页214）。“认为谊子”一说，证明了郑、陆两家存在特殊关系。陆皓东在上海出生，到12岁父亲去世后才回乡，后又到上海电报学堂读书，而郑观应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陆皓东之嗣孙陆玉昆、陆玉良在《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中谈到：“郑陶斋与先曾祖父晓帆公在上海合资经营生意。”（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第8期） 郑观应曾在《致梁纶卿道友书》（《郑观应集》下册，页35）中自言：“弟昔与阁下及陆晓帆兄同盟，善相劝，过相规。不幸晓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难，靡所成立。”陆晓帆即陆皓东之父。此函受主梁纶卿，是郑观应几十年的老朋友。 1914年，郑观应立遗嘱时，梁是唯一的“知见人”，即此可见交谊之厚。郑、陆、梁三人“同盟”，陆氏早逝，故郑以陆子皓东为“谊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郑、孙的首次见面，由兼有郑观应“谊子”、孙中山“死党”双重身份的陆皓东引介，最为合适。正是有陆皓东的牵线和事先铺垫，两人才能一见面就谈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这样敏感的大问题。 郑观应销毁证据 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赫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文中“吾邑孙翠溪西医”，必是孙中山无疑。等到1895年郑观应修订该书时，则改称“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郑氏用新的八个字换掉原来的八个字，用的是传统刻书行业常用的“挖补”方法。显然，郑观应要掩盖他与孙中山非同寻常的关系。 郑观应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义失败以后删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动。当年4月20日，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派人将此版《盛世危言》抄写后恭呈御览，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设若该书中赫然出现“吾邑孙翠溪”字样，10月26日广州事败后郑观应必定难逃风险。事实上，10月26日之后并无告发之事发生。据此，似可作如下推论：在4月20日这一进呈本中，“吾邑孙翠溪”已被删改。《盛世危言》进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对，真相不难大白。 189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会见了回澳门奔丧的郑观应，加入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广州联络同志，召开了“抗风轩会议”；年底，孙中山按照与郑观应商定的计划，起草《上李傅相书》；年底或1894年春，郑观应将孙中山有意往海外学习农业技术、自种罂粟的设想写进《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经郑观应介绍，认识了王韬、宋耀如、陈廷威，遂请王韬润饰《上李傅相书》；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为孙大力吹嘘，希望安排面见李鸿章，并申领出国考察农业护照；李鸿章碰到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无暇也无心接见；孙中山回沪，郑观应为他向江海关领到护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 在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前的重要关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总部”谒见郑观应，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不久，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郑观应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但他仍在5月份专程到香港，呆了一个月（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中册，页457页下注）。两人是否又在香港、广州见面？迄未看到相关记载。 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郑观应1895年5、6月份在广东，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准备广州起义的活动不可能毫无所知，从当时何启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较深地涉及孙中山的起义活动看，再就此前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看，革命党人此时曾与郑观应有所联系也不无可能。”（《郑观应评传》，页485）遗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继续深挖下去。 郑观应的重要书信，都收录在《盛世危言后编》中，后来他自己曾反复加以删改。刊印该书的翰华阁书店老板冯廷襄1912年称：“……此前已修改过三次，现因辛亥后形势变化，还须再改。”（《郑观应年谱长编》，“编辑说明”）夏东元采访过郑观应三子郑润燊后，在采访札记中也称：“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别后有书信来往，但不多。说其父对孙中山有过资助，孙中山还留下借条。这些书信和借条，早就被其父烧毁了。”（《郑观应年谱长编》，页384）恰恰是这些物证的被毁以及《盛世危言》的删改，使得事情愈发扑朔迷离，难获真解。 改良与革命，或许只有一纸只隔 综上所述，笔者推导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兴中会在澳门创立，并将总部设在上海；但郑观应本人在1895年选择退出；孙中山1893年在澳门加入了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被上海总部召回准备举事，在郑观应退出后接过这面旗帜，走上激进革命之路。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无鸿沟，或许只是一纸之隔。
陆皓东最后是怎么死的?
乙未之秋，余集同志举事于广州，不克，陆皓东死之，被株连而死者，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遂瘦死狱中，此为中国革命军举义之始。
此外，据说“民国首烈陆皓东就是谭廷闿父亲当两广总督时法办的”。
全面 的介绍：
为共和革命牺牲第一人——陆皓东
2005 年 11 月 7 日 ，是陆皓东牺牲 110 周年纪念。陆皓东烈士是孙中山先生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干将。在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 1895 年 11 月 7 日 为国捐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陆皓东（ 1867 － 1895 ）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与孙中山自幼交好，曾为村塾同学。 1883 年与孙中山一道将村中北极庙神像损毁，为乡人所不容，与孙中山离乡赴香港，并同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 1884 年到上海入读电报学堂，毕业后在电报局任职。在此期间，陆皓东回乡或因事路过香港时常与被称为“四大寇”的孙中山、 杨鹤龄、陈少白、尢列 聚会，相与抨击清朝政府的腐败，探求改造中国的方法。
1893 年陆皓东与尢列等合资在顺德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孙中山为该公司书写了“兴创自我，利归于农”的对联。陆皓东参加了在广州南园广雅抗风轩召开的会议，议论时政。 1894 年陪同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未达，顺路考察北京、武汉等地的形势。次年 2 月，协助孙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 1895 年 3 月，与孙中山等赴广州设立兴中会秘密机关，筹划乙未广州起义，联络防营、会党并为起义设计了青天白日旗。 10 月 2 6 日 ，得知起义计划泄露的消息后马上离开，后想到秘密机关内尚有名册，于是返回销毁，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直认反清革命不讳，并痛斥清廷的腐败与暴政，在供词末尾，他写道：“ 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楚归，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 11 月 7 日 慷慨就义。家人不敢前往认尸，故将其牙齿两枚及衣冠葬翠亨村北犁头山脚。
陆皓东和黄飞鸿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中陆皓东作为黄飞鸿的老乡朋友，一直跟黄飞鸿关系不错，其实他私下身份是革命派，与孙文等人一起四处讲学宣传革命思想，以便唤醒更多能人志士来一起推翻满清政府和列强。
《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是由徐克导演，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甄子丹等主演的动作冒险电影。
我国国旗设计者陆皓东的简历?
陆皓东（1868年9月30日—1895年11月7日），本名陆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
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幼年的同学。1883年秋，在香港与孙中山一起加入了基督教。他提取父亲的遗产作为活动经费，还积极资助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广州起义时陆皓东被捕。1886年，陆皓东赴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23岁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译报员。任芜湖电报局领班旋又返粤居，常与孙中山谈论倾覆朝廷情事，义甚洽，风雨同床，起居相共。1895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当庭奋笔疾书，痛斥清政府腐败、投降卖国，“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1895年11月7日英勇就义。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