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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私塾式教育？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塾师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人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编辑本段]教育方式 现代私塾所使用的教学工具
私塾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编辑本段]历史变迁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2.组织塾师学习。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1964年9月，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教授乡人读“四书五经”。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习诗文、练书法，教学因人而异，注重背诵和体悟，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不过，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
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调。塾师身穿儒士长衫，室内悬挂孔子画像，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张志义向学生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菊斋私塾”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私塾重返教育舞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把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私塾叫现代私塾，即现代社会中的私塾。现代私塾在小学教育的缝隙中产生，它试图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不过，新旧教育观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现代私塾还要承受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现代私塾的发展。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古代私塾到现代私塾，教育到底怎么了
谈到私塾，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只要是上过中学教育的人，大多会对鲁迅笔下那略带恐怖意味的“三味书屋”会心一笑。
1926年9月，鲁迅在《莽原》杂志上发表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文中提到：“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一个古板严肃的老先生，一群扯着嗓子大喊大叫的学童，还有一把随时防备被老先生偷袭的戒尺，这就构成了国人脑海中“私塾’的整体画面。
私塾先生
私塾的教书先生也被称为“塾师”，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廪贡生”，即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书生，他们享受地方津贴；其次是秀才，即明清两代在县、府级考试中及格、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的读书人；其次是童生，即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都是童生。
塾师中以童生最多，他们都是不第秀才，穷困潦倒半生，只好走上教书这条路。
古代私塾分类
据资料考证，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具有免费公益的性质，是专门为贫寒子弟设立的学习机构。
《红楼梦》第九回写道：”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管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 这便是义塾。
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族垫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几家凑起来请一个先生，设一个馆。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写道“汶上县薛家集要请一个先生，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因为有好几家孩于要上学。”后来请了老童生周进在观音庵立书房教授蒙童， 这便是族塾 。
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
《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西席：家垫的教师或幕友)教训女儿，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教林黛玉读书”。 这便是典型的家塾。
私塾先生在自己家中开的馆叫 自设馆 ，是私垫中最多见的一种形式。塾师家的厢房，只要比较宽敞，即可作为教室。如果空间不够，可扩张到过道、屋榴下，也可以另租地点或在庙宇的空房间设馆。
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私塾教育的目的性一般很明确。家长送孩子来求学，老师首先会问：“你打算让孩子将来干哪行?”
多数家长会回答“能识几个字，不当睁眼睛就行。”也有的说：“能扒个算盘珠子，记个豆腐油盐账，做个买卖人就好。”这就是识字记账的低层次类。
有的家长想让孩子肚子里有点墨水，将来能舞文弄墨，这是搞文字工作的中层次类。
还有一种是希望孩子多读些经史子集、能写诗会文，做个有学问的人，这属于正统的求学之人，是人数较少的高层次类。
私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中国人在私塾中接受教育，启迪人生智慧。 然而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旧式私塾显露出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学目的、教育理念等方面的不足，逐渐弊端横生。
现代私塾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为新学让路，为此拉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私塾改良的序幕。
直到现在，现代私塾教育蔚然兴起，让孩子从学校课业压力中脱离出来，到书院接受教育。有网友称这种“家庭互助教育”堪称 “理想教育的试验田 ”。
早在2007年前后，大量的私塾便如雨后春笋般在民间悄然兴起。
唱《诗经》、读“孝弟三百千”、学艺术、做手工等等活动在现代私塾里蔚然成风。
现代私塾在培养孩子独立性和自主学习的同时，社会上的担忧和恐惧也随之而来。 “没正规学历，孩子出路在哪？”
曾有新闻报道家长自筹百万建“现代私塾”引出一连串问题。
根据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而现代私塾却触碰了法律“天花板”。
现代私塾作为一种校外培训，不具备全日制教育的资格，因此很难获得办学许可，严格来说，属非法办学。
“现代私塾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今后孩子的路怎么走？ 现代私塾模式怎么运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现代私塾的面前。
如今，要想让现代私塾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取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实效，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私塾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教育形式，几经起伏。随着社会的革新和发展，教育方式和内容不是绝对化和唯一的，教育在呈现大众化的同时，更需个性化、多样化，让孩子成为有能力、有担当，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人。
所有的教育都有优缺点，不可一棒子打死。
正所谓“有教无类广撒恩泽，个性发展方显本色”。
什么是私塾？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
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童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
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新中国成立后，私塾逐渐消失。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术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教馆或坐馆；
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家塾、学馆、书屋。
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扩展资料
塾师，就是旧时的私塾先生，说得更“新潮”些，就是往日民办教育机构里的老师。塾师是旧时教育体系中执掌教鞭者之一，在整个教育体系的师资队伍里，应该算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古代的私塾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大多是古板、严厉、迂腐的印象。
历代塾师大部分来自那些读书不多、没有条件参加科举，或参加科举屡遭失败的读书人。他们用所获知识谋生，叫“舌耕”，被社会公认是一种清白而崇高的职业。
另一部分是获得一定功名，但未能进入官场，或已做官而被革、被罢，或自行退出官场，或退休回乡的读书人。他们或因生活无着落，自食其力；
或以推广教化、诱掖后进为己任；其他还有洁身自好，不图仕进的人；因改朝换代，入元、入清不仕的人；以传授学术思想，延绵道统为己任的人等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私塾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塾师
怎样的私塾教育更能适应时代的教育需求和发展
私塾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让人想到传统国学的教育方式，当然儒家学说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当下很多私塾主要的教学内容就是《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的职场知识需求，也会开设英语、体育、美术、音乐、手工等课程，但重文轻理的现象十分普遍。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怎样的私塾教育更能适应时代的教育需求和发展的知识，欢迎阅读。
首先
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个基本定义——私塾，是一种教育形式而不是教学内容，即是一个相对更个性化的教育形式。
私塾，因为学生少，年龄结构复杂，教学方式基本是一对一为主的，如果私塾也招了很多的学生，还分班分年级，那就不是私塾了，起码也是算得上小班制的私立学校了吧。
私塾，又因为由一个绝对主导的老师为首，兼有几个老师辅助，并一个老师同时教学多门学科，所以私塾老师的知识水平，将直接决定了学生的学业程度。
这种方式的益处是能从孩子一开始学习，就能打破多学科间的区隔，从融会贯通的角度来认识和学习不同的学问。不利的地方，就是过于依赖老师的个人才华，而非教育体制内那种标准化教学和系统教材的完整性。
从这个点上来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们对私塾的认知应该会更全面一些了，不会因为那个地方的名字取了个“私塾”，就认为那是私塾教育了。对吗?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私塾的最大价值，是私塾老师的个人才学才华，是否能将各学科的界限打破?是否能给予孩子更高程度的学业教授?是否能承担起对不同个性化学生的品质潜力激发责任?是否真正地能做到对学生传道受业解惑?
这个传道受业解惑，是一个很需要接近时代的内容，比如对孩子未来的学业规划，职业规划的指引;比如引导孩子从正面的意义和价值观，来看到当今的社会现实，解除孩子们对世俗见解的疑惑;比如教会孩子打破文理的界限，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来向孩子们展开世界的真相，拓宽孩子们的心胸及利他主义、仁爱理想的树立等。
这样的私塾教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造就一代真正能影响和改造这个时代的英才，打好坚实的德智体美劳基础。
可能会有父母会问：“如果我并没有想要求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代英才，那是不是就不要送孩子去私塾了呢?”
我很想用提问的方式回答这样的询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能确定你的孩子不想自己在未来的生命中，取得令人骄傲的成绩和精彩的生活吗?你真的能确定你的孩子不想成为令同龄人赞叹，令世界赞叹的英才吗?”
私塾，就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将更加明确地要去激发每个孩子的生活热情，激发孩子内心的自我价值和理想，激活并建立起每个孩子的强大自信心。这是一切教育的基本责任，学校、家庭、社会都不可放弃的责任!私塾教育，因为其鲜明的个性化教育特征，更需要在这方面的完全当担。
因此，私塾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国学教育，它需要更多为孩子未来的人生前途和职业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教学，且不可重文轻理，复古远今!
再者
我们父母对现在的学校教育可能有些看法，觉得不适应自己的孩子，所以，为孩子建立了私塾，或者将孩子送到私塾去上学。这都是可以理解和被赞成的，但我们总是将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情绪，肆意地发泄出来，或者成为将孩子送去私塾学习的理由，那么，无形中，我们就将孩子的意识、情绪引导到了“逃避现实有理”的.轨道上，并以此眼光来要求和看待私塾的学习环境。
这个结果，将导致孩子习惯性地从自己舒适的角度去理解世界的价值和优劣，以此发展下去，培养出来的不就会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品行吗?
还有，我们私塾的老师，更不可以因为吸引孩子，而用批评学校教育的方式去讨好孩子的“舒适感自私”，甚至为了更多的招生需求，而大肆地批判现代学校教育，或者目前国家教育体制，来标明自己的教育先进性。
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育德性的问题，如果我是孩子的家长，我是不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或者这样的私塾的。因为，我不想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发恼骚者，更不要培养一个内心充满自我骄傲，唯我独尊的人。
私塾，不同于学校。学校里，孩子们的任课老师，或者班主任都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学校的道德价值倾向，虽然他们具有很强烈的影响力，但毕竟在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校长理论，求证，纠正，甚至还可以找政府的教育管理机构，或者大众媒体等来理论，求证。
但是私塾，在私塾里，私塾老师的个人德性德行，就是全部示范和标准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学生来说，所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学校的任课老师，或者班主任。在这点上，我们父母必须十分的谨慎和认真地认知。
所以，当代私塾教育要真正地适应时代的教育需求，我们必须尊重国家的教育体制，懂得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当今社会，能够完全地熟悉并承认学校教育的价值。这样的品德才是当代私塾教育能够适应时代教育需求的保障!
我们的孩子，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要最终进入到国家教育体制——比如读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从事科学研究，或者社会文化研究。即使不再有提高学历教育的期待，但也在未来的职场中，有继续再教育的机会呀!也还有与大量从学校教育中走出来的同事和事业合作者呀!
最后
从事私塾教育的私塾老师，必须要尊重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知识教学的系统性，既不能随意，认为孩子愿意学，又能学到一些知识就可以;也不能任性，以自己的经验和爱好，总是特别强调自己所擅长的部分。这两者都是不尊重知识的严谨性、规律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
我认为私塾的教学，也必须有章可循，教学内容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体系做支撑，有针对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明确倾向，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教学，这个教学的进度在多元智能的程度上，要符合孩子们的年龄发展，并与学校、体制教育的水平保持一定的平衡，或略高于他们。
只有这样，私塾教育下的孩子，在未来的发展中才会具有强大的力量和自信。私塾教育不能成为孩子们逃避社会压力的窝，而要把它办成建立在社会大环境下的优质教育场所，更彰显其个性化教育的优势价值。
